“幸福”成地方两会热词 俞可平：善治打通幸福之路

　　记者：具体来看，政府如何对人民的幸福承担责任？

　　俞可平：首先，责任意识。政府要有自我加压、自我提醒的意识，把实现公民的幸福作为一种责任。

　　其次，经济发展。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其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物价飞涨、生活贫困、收入降低、民不聊生，不可能有幸福生活。

　　再次，改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安居乐业、国泰民安，需要文化教养、健康和睦，也需要交通便利、生态平衡，所有这些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密不可分。政府在努力扩大公共服务范围的基础上，应更有效地改善服务的质量。

　　最后，扩大参与度。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还有自由、平等、参与等政治需求。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人们才会有生活的幸福感。民主和民生从来就不可分，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两个基本保障。

　　怎样确立“幸福期望值”？

　　公民追求幸福自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记者：幸福既包含着状态和结果，也包括对幸福的科学认识，公民如何确立科学的“幸福期望值”？

　　俞可平：科学的幸福观极其重要。个人的幸福感与其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和权利观密切相关。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不会有幸福，一个损人利己的人难有幸福，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和悲观厌世的人也难有欢乐。树立科学的幸福观既涉及公民教育问题，也涉及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

　　我认为，追求和创造幸福生活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自己的责任。公民教育在培育科学幸福观上，首先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点：公民有权对政府提出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主张，但公民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要有发现幸福的眼睛，也要有创造幸福的双手。

　　此外，个人的“幸福期望值”必须合理，既要切合自身实际，又要切合社会现实。欲望和需要始终是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期望过高，失望也大。我们要反对那种“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对个人欲望的遏制，但也要避免个人欲望无限的膨胀。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民主法治方面。

　　记者：善治本身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那么，用善治来实现幸福，个人应当如何作为？

　　俞可平：政府对公民幸福的责任是有限的，而绝不是无限的。政府对公民幸福生活所提供的条件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他们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

　　幸福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归根结底公民自己才是幸福生活的主体。前些年一首流行歌曲说，“幸福不是毛毛雨，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道出一个朴实的真理，即争取幸福首先是公民自己的责任，要靠自己努力奋斗。

　　（记者　张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