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文化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非主流文化，由于对于对象的选择和性行为方式的特殊性常常被社会的主流所藐视，并受到相当程度的指责。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古代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其实是较为宽容的。
由于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为主流（受到佛家思想影响也相当深厚）的国家，特别是宋元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具有强烈禁欲色彩的理学日益兴起，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它们在道德问题上主要是针对异性恋方面的行为规范，通过限制男女之间的交往达到思想的一尘不染和境界的提升。正是由于这种异性关系被严格的限制，因此人们很多时候只好转而去加强同性之间的交往。而对于这种扭曲了的行为，理学在理论上虽然不予以支持，但在现实中也没有多加干涉，同性恋的问题就这样被放过去了。此外，中国古代的宗室家庭观念很重，因此对男女的接触甚为严谨，以免扰乱家庭和宗室的秩序。从国家社会来说，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这“三纲”中任何一“纲”的破坏都会影响其他，例如“夫为妻纲”被破坏就会影响“君为臣纲”，而这又是万万不可的。可是，搞同性恋则是另一回事了，它既不会生儿育女，造成血统紊乱；又不会扰乱宗室家庭秩序，使社会瓦解，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行为的同时，对同性恋行为就宽松了起来。
分析一下这些材料，权利与性的交易的性质很明显。
清代男风流行，和清律禁止官员挟妓也有关系。在唐代，家有家妓，官有官妓，都是用来做作为社交场合必不可少的点缀的。清代禁止挟妓，反而引发了对男伶和娈童的狂热喜好。明清同性恋现象，还有地域特色。福建号称“南风”最盛。李渔的小说《无声戏》中，许葳正是通过金钱的交结而获得了尤瑞郎。《红楼梦》中写到薛蟠入私塾结交“小友”，也主要通过金钱的手段使他们服服帖帖的。明清两朝都有“贱民”阶层，“贱民”的来源很广泛，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力，世世代代操持贱业。其中女子为倡，男子为妓，都是很平常了。这种情况又有政治和族群压迫的性质。
还有一个现代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原因，明清两代社会风气极其糜烂，嫖娼宿妓，得了花柳病也不以为耻，汤显祖就写诗给朋友，嘲笑他得病，显出这种事情也能够拿出来公开作为谈资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又要嫖，又担心自己在妓院留下孩子，这样就玷污了家族的血统，是不孝的行为。而去找男伶和娈童，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于是有些人就舍妓而取同性了。
由此可知，相当一部分有同性恋行为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者”，甚至不是“双性恋者”。男性同性恋行为，常常是“在上者”对“在下者”权力的展示，是其性游戏的扩大和补充，是典型的饱暖思淫欲。
但同性恋在中国文化里究竟始于何时，却已很难进行确切的考证。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论称娈童始于黄帝。”与他同时代的钱大昕也持此观点。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黄帝是否真有其人，还不那么可靠，同性恋始于黄帝就更缺乏根据了。但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存在着同性恋，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由此可见，中国的同性恋文化是作为“乱风”的一种出现的。而且他的出现和一个字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字是：“比”。 就是玩。玩弄的意思。 所以说，中国的同性恋从出现开始就是变态的。同性现象主要集中在一个阶层出现。帝王或者名门望族，也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特权阶层。所以，对同性的喜好其实是特权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另一种变态行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皇宫文化是中国所有淫乱发起的源头。断袖，乱伦，奸尸等等都起源于这里。
这是因为皇宫里女人众多，而真正的男人往往只有一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易发生各种离奇的淫乱。一个男人如果玩尽了天下漂亮的女人，难免会对女人心生反感。甚至心生厌恶。这时候，男色就是一种不错的调剂。
可是仔细分析他们对男色的感情。却鲜有真正的爱情，大部分都是在猎奇心理下，寻找到的一种调剂日常生活的手段而已。中国的同性恋文化是变态的。是不健康的。是在变态的情况下产生的双方私利发展的需要。一方要满足的是欲望，一方要满足的是金钱，权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男色时代的来临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刚刚开始。男色注定发展到这样一种境界：人们已经没有谈论它的兴趣，因为它太普遍、太正常了。所以，中国文化里面很好的给这种文化下了个定义，叫断袖之癖或者叫龙阳之癖。而不是叫做什么同性恋。严格讲，从这种意义说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