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是不同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相对开放的西方文化对同性恋者尚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在相对中庸的东方文化里倡导同性恋文化，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道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在许多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中，同性恋是一个彰明昭著的现象；有时它在当地的文化中，甚至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同性恋者因其特异性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仰慕。
《孽子》这部长篇小说最早是在1983年出版的，同性恋题材在当时具有很强烈的争议性，白先勇说，当初写这部小说是非常认真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对他而言，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同性恋是人类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缺了这部分，人性就不齐全。白先勇指出，他觉得人性中有各种感情，每种感情都是属于人的感情，都值得尊重，而且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写的正是人性，而既然写了，就什么都可以讲。同性恋超越了种族、阶级、文化，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它永远是少数，但永远都存在，因为如果是少数，就将这一群人的感情、人性歪曲，这并非文学的宗旨。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性有高尚、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毁灭的一面，不论是哪一方面，文学应该是全面地加以探讨。由此可见，白先勇先生把父子情结放在整个同志故事的核心位置，其用意是明显的。
有些评论者认为《孽子》是在评判传统父权的家庭，但也有些评论者从书中读到“阴魂不散的家庭主义魅影”，对于在中国文化下出生、成长，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的白先勇来说，家庭的意义必定相当丰富、多层次，甚至有些时候是相当冲突的。身为桂系军阀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曾表示，他相信父亲知道他的同性恋倾向，但是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
白先勇说：“写中国的同性恋，绕来绕去仍然脱离不开家，因为在中国文化里，个人是无法生存的，总是父子兄弟纠成一团，家庭的爱恨特别深，中国人最喜欢认干儿子、干女儿，自己生得总还不够。听说日本就没有这种现象，也没有结拜的文化，但中国人干儿女和干爹娘比亲生的还要亲，因此同性恋与家庭的关系很是复杂的。中国家庭的父母长辈很是疼爱下一辈，这一辈承载着上一辈美好的祝愿和未完成的理想。彼此的压力都很大，父母什么都愿意给孩子。而在外国，父母子女之间分得非常清楚，他们的关系相对理性，一般小孩成年有了自主能力以后，长辈就不太过问他们的生活了。中国人讲情，也好，也不好。《孽子》里即使被赶出了家门，但还是扯成一堆。”
困扰这些特殊的边缘人一生的，并不是同性之间的情感或者其他东西，而是父子之间的两代人之间的对立，父亲代表的是社会，社会产生了他们，他们却和社会格格不入，站在社会主流的对立面，生活在边缘的阴影当中。直刺心灵的是父亲严厉的目光。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在社会中出现的，不是外人给自己的压力，而是自己意识到了社会的压力，是自己无以面对父亲严厉的目光，特别是在自己的身份暴露之后。白先勇先生就抓住父子之间的关系，抓住了同志人生的独特性和本质——如何面对社会，面对自己的父亲。对白先勇而言，父亲在他心目中是一个英雄，白先勇说过：“因为他曾经抗日，八年抗战的时候，大小战役他都参加过，北伐的时候，他是第一个领北伐军进入北京的，在我心中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他在我的人生中，我现在越来越发觉他的为人，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年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觉，父亲对我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大。我父亲做一件事情要做得完美，有不怕艰难的精神，他对我们确实很严，严在对我们的教育，他常常查我们的成绩 单，他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我父亲记忆力非常强，他们那一代都是念诗长大的，他很会背我们的古典经典，甚至史记、汉书成段成段都会背，常常和我谈到中国的古典文学。从某一方面说，他除了是我的父亲之外，还可以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