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07韦波读报
中国经济周刊：“卖掉”北京的地，能换美国一年GDP。
说是记者在北京夏家胡同地块附近走访了解到，在这里地王还没出世时，议论四起，部分业主都暂停抛出手中的房产。到了7月3号，北京楼面单价超过4万元/平方米的地王在这里诞生，部分业主马上开始上调房价，有些每平米上调了3千元。
在地王频频出现的2010年，多宗地王传出退地的消息。2010年温州单价高达3.7万元/平方米的地王，一直面临着贬值、卖不动的风险，其一期开盘价格只有保本价45000多元/平方米，离7万元/平方米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但目前来看，由于温州房价仍在下降，这一地王能否全身而退是个大难题。
中国社科院此前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来看，房价上涨速度虽然大大放慢，但仍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中国85%的家庭没有能力购买住宅。”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有巨大的购房消费潜力，但在高房价的背景下，真正有购买力的人群并不多。
房地产牵动着中国经济的全局。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对房地产依赖太大，房地产业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现在资金几乎普遍倾向通过房地产这种行业赚快钱。
有专家甚至担忧，目前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40~55岁左右的人手里，这不仅可能引发社会问题，而且当10年、20年之后，这些人年龄也大了，消费观念更加保守，到时候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因为房子负担过重，未来消费能力肯定很有限，10年20年之后的老龄化中国财富失衡进一步加剧之下，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土地总收入已达到664亿元人民币，成交的土地面积为813万平方米。以此计算，北京市土地的平均价格为8167元/平方米。如果把北京市一万6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变卖，总市值高达134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商务部公布2012年美国GDP是1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亿元。也就是说，美国一年的GDP还不及北京土地总市值。
不得不说，这个有些惊人的数据某种程度上确实真实反映了中国房产泡沫的危机程度。
更危险的是，不管是土地囤积还是供应量不足导致房价猛涨，看似冷清的土地市场其实热情始终没有消退。随着新一轮城镇化改革的刚性需求压力，民间资本可投资领域狭小，全球热钱涌入，人民币升值预期，土地财政的依赖，房地产行业如何才能健康稳步发展成为调控的难点。
中国新闻周刊：落马官员的隐秘精神世界：有人颓丧有人攻读博士。
说是从位高权重到阶下囚，落马高官短时间内经受着最大的煎熬。如未被判死刑，多数人的焦虑情绪随着宣判而趋稳定。有人颓丧，有人念佛，有人读博，对他们来说，监狱生活意味着政治生命终结。读书、看报、劳动成为常态，但也有特别而隐秘的故事。
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当诱惑与压力交织，加上“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的催化，一部分信仰缺失的官员，内心迷茫，甚至陷入迷信、相信鬼神，希望藉此为自己寻找一种释放的方式。
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刚被调查就开始向外转移赃款。他甚至把200多万元现金珠宝装在密码箱里，从内蒙运至云南一座寺院，放置住持住处，密码箱钥匙就藏到佛像的耳朵里。人们不由纳闷，佛祖和官员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
现实中高官们的精神世界很难被人窥探，他们的真实心理活动跟官位一样高高在上，外人难以知晓，直至落马后，囹圄“忏悔”的时候真实的价值观、人生观、信仰才能显露一二。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的社会科学课题：如果不探究这些官员的心理变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贪腐到底是怎么在官员个体身上发展演进、积少成多，乃至最终为害的。
十年前，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做了一次匿名的官员信仰、精神层面的调查。对象包括本省市厅级、县处级和乡镇科级等各级别领导干部，甚至包括来自国企和高校的政工干部。结果显示，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员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但多元化的情形却已经发生。
十年之后的今天，公务员或者所谓的“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在主旋律场合永远不会表现出上述“信仰上的摇摆”。但如果“私下聊”，这种信仰缺失就会表露无疑。而在这些官员马列主义信仰“摇摆”的同时，他们又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再加上现实中公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健全难以建立一种新的，合乎于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最后导致部分官员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尽毁”。落马也就不奇怪了。
落马后，有些官员精神颓丧拒绝律师介入；也有人格外珍惜自己的法律权利。正式服刑后的生活也不一样。广州市委原宣传部部长黎元江入狱后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更获得导师高度评价。
其实，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或可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法治周末：消费者饮劲酒中药材中毒。
说是最近，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郭先生在饮用了小半瓶劲酒之后出现不适症状，随后被医院鉴定为是“中药材中毒”。顿时引起了公众对保健酒安全问题的关注。虽然事后劲酒公司反复强调自己产品的安全性，但消费者还是把劲酒告上法庭。随着近年来保健酒行业悄然发展，背后的中药材非法添加、一味夸大保健功能而不提示不宜使用人群、产品过了保质期仍在销售等等乱象也浮出水面……保健酒行业自身应如何“保健”并良性发展，是整个行业乃至监管部门都应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保健酒悄然流行起来。酒类行业专家估计，目前瓶装保健酒的市场规模在200亿元左右。但就在保健酒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市场上一些所谓的保健酒其实根本不是保健酒，就是白酒。尤其是保健酒生产往往涉及到中药材的使用，一旦滥用、误用中药材，将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湖南的郭先生认为自己以前喝8两白酒都没事，而劲酒才喝了50毫升，反而让自己中毒。原因就是劲酒配方中的9种中药材中有些是有毒药材。
但是劲酒公司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配方中药材的含毒为题。但是药三分毒，他们之前已经做过破会性试验，把不良反应降到最低。有中医养生专家表示，药酒本质上还是药，跟所有药物一样都应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酒里添加中药材，也是要经过国家许可的。
不过，虽然国家早在2002年卫生部出台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规范，但是有些保健酒企业，尤其是规模小、没有拿到批号的小酒厂，为了追求功效好，可能私下使用一些国家严格规定为药物类的、禁止添加的产品，这样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相应的功效，但是很容易出现安全问题。
而除了中药材添加之外，保健酒行业的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夸大甚至虚假宣传其功能。一些保健酒厂家宣传产品具有很多保健功能，可能实质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有些小酒厂甚至给普通酒加了点色素，上了点颜色，就宣称这是保健酒。专家也提醒，即便保健酒具有保健功能，但是并不意味着只要喝了保健酒就一定能够保健，如果饮用不当还可能反过来对身体造成伤害。保健酒能否有功效、是否会有副作用跟个人体质也有关系。但是一些保健酒销售员往往对自身产品的保健作用极力渲染，却很少去询问消费者的个人体质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高院院长成官员升迁重要位置。
说是宪法虽然规定法院独立审判。但在中国，无论是地方官员升迁至高院院长，还是最高司法机关“空降”，或者是政法机关内部交流，因为各省市高院院长作为副省部级职位，依然还是官员获得升迁的重要位置。
因为法官嫖娼事件和“敌对势力”论，让今年4月刚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成了关注焦点。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对崔亚东的学历提出疑问，称其只拥有“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不仅如此，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全国31名高院院长中，大学学历17人，党校学历（含党校在职研究生）14人；法学科班出身11人（含研究生）；没有任何法学学历的7人；没有法学学历且无大学经历的3人。
5年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提出法院专业化的问题。此后，职业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推进目标。不过，由于“党管人才”的组织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现实中大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知识与学历背景也完全不一样。
据最高法院13位现任大法官，10个是法律本科科班出身。但相比之下，地方高院的二级大法官学历就繁杂得多。32位地方高院二级大法官中，仅有天津、吉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长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而且地方高院的大法官很多来自于司法系统外部。崔亚东就是由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上海高院代院长。在他长达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自1974年从部队退伍后，始终从事公安工作。人们担心，这种职业经历与司法工作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行政化的任命，对于“独立审判”影响深远。
由于位列副省级干部行列，高院院长由中央管理，本级党委具有任用建议权，最高法院拥有协管权。但是现实中，如果没有征得地方党委同意，最高法院对于高院院长人选的协管权很难行使。这也导致地方在法院院长人选中的强势地位，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保障。
虽然2001年新《法官法》修改后对法官任职非法律专业要从事法律工作满两年。但是什么叫“从事法律”在现实的操控中范围依然宽泛，以至于当公安局长被任命为法院院长时，尽管公众质疑，但制度上却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