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908韦波读报
钱江晚报：杭城小学男老师对4所小学男生做了两年调查后发现——溺爱专制，让男孩娘娘腔。
说是最近杭州的一名小学老师发觉，现在男孩不像男孩，行动“不敢说，不敢做，独立性差”，说话“娘娘腔”，还经常找老师告状，说女生“虐待”他们。
据说这个小学老师调查了杭州四所小学的中、高段具有性格弱化倾向和具有良好性格的25个男生。发现男孩性格弱，跟家庭教养方式有很大关系：融洽和睦的家庭，孩子活泼开朗、热情直率；家庭气氛动荡不稳定，父母及家庭成员经常吵架的，孩子的性格比较冷漠、孤僻、自卑。尤其是家庭溺爱和专制，都让男孩不阳刚。
进一步分析，性格弱的孩子都有具体问题：比如不敢表现自己，做事瞻前顾后，信心不足。在溺爱型家庭中，男生往往不能走出家长看护的圈子，对外界事物缺乏正确认识，缺乏独立意识和自我判断能力，使男孩做事缩手缩脚；在专制型家庭中，家长对男孩过分严厉，实行专横管理，导致男孩的独立自主性被长期忽视，日渐沉默寡言，不善交往，形成胆小怕事的性格。
调查还发现，男孩自卑性格的形成，90%与专制型教养方式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卑心理，孩子也不例外。而且人的自卑性格往往来源于童年时代，成人以后就很难改变。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如果是在父母和他人的鼓励和赞美中成长，他容易形成自信的性格；反之，在充满呵斥和贬低声中成长容易形成自卑心理。
此外老师还发现，父母的职业很影响男孩的性格。性格弱的男生，有53%的父母对孩子的未来职业要求高，有33%的父母经常把孩子与其他孩子作比较。只有6%的家庭经常到周边邻居家做客，而这些男孩普遍具有良好性格。这意味，有一个好邻居，孩子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交网络的，性格都会阳刚开朗。
有一个5年级的男生，上课很少举手发言，即使回答问题，声音也很小；课后也常常一个人坐在位置上，集体活动不敢参加。他还有一个忘带东西的坏毛病，还得妈妈经常到学校帮他整理抽屉。而孩子胆小、内向，依赖性强也跟父母宠爱有加有关系，据说男生的爸爸妈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轮流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其实孩子家离学校也才500米。平时父母也不放心孩子出门，所以男孩很少与小区里的同龄孩子玩耍、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秦城监狱，高级贪官最后的“特权”。
说是北京着名的秦城监狱，因为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大多在此关押，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甚至着名影星刘晓庆曾自称也被秦城监狱关押过，却被嘲讽“不够格”、“借秦城之名抬高身价”。那么，这是怎样一座监狱，往日位居高位的犯人在这里又将得到怎样的“特权优待”呢。
秦城监狱建立于1958年，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四人帮”等高级别的囚犯。目前，中国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大多在此集中关押。而秦城监狱也是唯一不隶属于司法部而是公安部的监狱。
监狱每间监室有20平方公尺，有单独的洗手间，还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可严防囚犯撞墙自杀。出于安全的考虑，凳子是永远没有的，床铺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了棱角，被打磨成圆形。像什么铁丝、碎玻璃片、绳索甚至布条等等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都在这里绝迹。
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除被执行死刑外，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等。在秦城监狱，特殊囚犯的生活待遇，会比在普通监狱优越，这里也让省部级贪官享受到了最后的“特权”。
拿犯人伙食来说，标准比照部长级待遇。早餐有牛奶，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饭后每个犯人可得一个苹果。还能配发固体饮料。天天如此，即使三年困难时期也一样。
一些在押官员除了“可看书读报”，每天还有一段时间可看电视。某些身体欠佳的特殊囚犯，还可以一天四餐。
社会上曾广泛流传：一些犯法的文艺界知名人物也进过秦城监狱，如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安、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着名演员刘晓庆等人。但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过秦城监狱。他们只关在秦城监狱所属的看守所内，他们硬说是秦城，无非想藉秦城之名抬高身价。秦城监狱不是人人能进得去，除了高官，要不然就是间谍等重要罪犯。
其实在一个法治国家，监狱待遇划分三六九等，才是社会最真实的写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拼命挤向体制内，死也要死在体制里。坐牢也比别人舒服啊。
半月谈杂志：风水先生说我接的生意大都是官员的。
江西的三僚村是全国远近闻名的风水村，村里风水师有200多人，开宝马奔驰很正常，客源大多事政府官员。据知情人士透露：县里不少干部很信风水，群众到政府办事找不到人，一问准是去拜神人了。更有官员说：干得好不如夸得好，夸得好不如烧香烧得好。
曾被视为封建迷信的风水术，近年打着“传统文化”旗号重新浮出水面。一些地方官员迷信风水，为求官运亨通、平安无事，请所谓的大师高人“指点迷津”。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官员迷信风水甚至已成了某些官场公开的秘密。
75岁的村民曾宪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以看风水为生，是村里有名的“大师”之一。据说他家中有祖传的手抄本风水“秘籍”，传男不传女。他接的生意大都是官员的，主要是规划设计，包括办公室摆设、大门位置、风水器具购置等，每次收入少则上百元，多则上万元。
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安徽省砀山县五里八庄有一位“女神人”，不少基层干部有什么难事和困惑经常去“膜拜”，还时常有一些“京”“沪”字头的车千里迢迢来看风水。
曾经主持过“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的国家行政学院一个研究员，调查全国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之后发现，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迷信，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部分官员中，对迷信活动的相信程度甚至高于一般公众。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一些官员相信风水能改变运道，是从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出发，持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由于某些级别的官员手中掌握公权力，迷信风水从个人行为甚至扩大到动用行政力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群众怨声载道。
除了求官运之外，希望能够避祸也是官员信风水的一大原因。湖南一位“风水大师”就说，相信风水的官员，一般会上门要求画符作法，贴“护身符”，保佑他平安无事，缓解内心巨大的精神压力。继续“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
尽管党政干部迷信风水不是主流，但影响却极为恶劣。这些干部信仰危机蔓延，将危及党的群众基础，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背道而驰。一些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建议，应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让风水迷信走下“神坛”。
经济观察报：审判“落马”高官不可或缺的角色：辩护律师。
说是，一个高官落马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请律师？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许兰亭说：“很多高官案，一开始为什么没请律师恐怕是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对指控争议不大，有的可能认识上有误区，觉得请律师会被认为态度不好，跟司法机关对抗。”而辩护律师也不容易，给高官辩护根本不赚钱。许兰亭在为田凤山受贿案辩护时，按照当时北京市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只有500元的辩护费。2011年下半年，北京市财政局调整了法律援助补贴标准，不过依旧不高，为刘志军提供辩护的钱列阳和助理一共拿到1800元。
高官落马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请律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原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出事的时候，家属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找官方关系摆平，对律师的辩护不抱任何期望。也有摇摆不定的高官。当年陈良宇对辩护有着矛盾的心理，有时觉得没用，有时又寄予很大希望。
如果高官和家属都不愿意请律师，法律援助中心也会帮着指派律师。刘志军案被指派给了钱列阳。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案、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案、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卓志案则指派给了许兰亭。
刑事案件中多有律师难以会见当事人的问题。即便是刑诉法修改之后，会见还是比较麻烦。50万以上重大贪污案件，要经过反贪局批准。但是见肯定要见，不见就没法排除高官们顾虑，达成有效合作。
钱列阳律师表示：“作为律师，在办理高官案件时，需要与当事人有法制层面的沟通。换句话说，要让当事人了解法律、信任法律，这是一项很艰巨又必须做的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庭审中的相互配合。除落马的司法部门官员外，绝大多数高官完全没有接受过法律的教育。”
不过替高官辩护，钱不多，压力却不小。每件案子就像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冰尖，80%是在岸上看不到的。对辩护律师来说，高官案有时反而如烫手山芋。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预，尤其是权力干预；取证难；案情复杂；律师风险大。
当然，为高官辩护并不是完全亏本的行为，为高官辩护的律师们的名气和身价都因此提高。其中得失衡量，只能靠辩护律师们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幕后了解的材料综合判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