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9韦波读报
每日经济新闻：揭秘手机预装乱象。
隐身屏幕内的“食费”利益链。说是为了推动手机用户从2G向3G迁移，运营商补贴、渠道拓展等政策力，无疑都是总要助力，它直接加速了智能手机在中国的普及进程。但与此同时，有些运营商靠着自身优势，把庞大的销售量作为一种推销渠道，将多种应用软件预装进定制机内，开拓增值业务。由此常常对消费者造成困扰，甚至权益的侵害。同时附着其上的还有众多利益吸食者，他们共同构成了一条隐身于手机屏幕内的“食费”利益链。
最近，四川的李冰就投诉说自己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以非定制机价格购买了一款某品牌的定制手机，价高还是其次，最后烦恼不少，不到一两个小时，手机里原有的80元话费就用光了，最后还欠费停机了！怎么回事呢？疑惑不解的李冰打客服热线问。客服说，李冰买的是某运营商的定制手机，预装有运营商捆绑的预装软件。可能是软件耗费了他的流量。导致手机欠费停机。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3G时代，整个产业链已经被运营商主导。手机厂商只能跟运营商捆绑在一起搞定制机。否则没有运营商的补贴补贴，定制机最重要的是装有运营商要求预装的一些软件，这已经是业内通常的做法。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认为，这些运营商捆绑的预装软件很难卸载，即使能卸载，运营商也会以此为由不予保修，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手机“三包”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在智能手机时代，运营商对渠道的主导能力越来越强，运营商通过定制手机捆绑服务套餐，利用集中采购、销售、话费补贴等手段，全面介入移动终端设计、开发和验收过程。而手机预装市场由此也形成了一条“食费”链：首先，手机厂商与第三方预装公司携手，双方协议将50~100个用户无法自己删除的应用程序预装进手机，每售出一部手机，预装公司支付给手机厂商50~100元收益。这些内置的应用程序多为收费程序，一旦被激活，便会产生费用。甚至有应用程序在手机内潜伏近3个月后，会自动以短信的方式扣费，一条0.5元左右。手机厂商和预装公司五五分成，瓜分这些收益。通过这些方式得到的收益，可使大打价格战的手机厂商获得额外收益，反哺硬件销售的亏空。正是这些利益使得手机预装市场乱象频生，用户则成了最后的买单者。
中国企业报：380亿重建阿房宫遭否决幕后。
说是在陕西西安，花了两个亿的阿房宫拆了！而又有消息称不久将投资380亿元重建阿房宫，首期用地面积达1000亩。“重建阿房宫”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方案遭决策层否决。那么，遭遇了原址旅游地产开发旧模式天花板的困境，旅游地产会怎样破题呢？
上个月，陕西西安传出消息，此前花了两个亿建成的阿房宫景区；据说要拆掉花300多亿重建，引起社会关注。随后当地管委会公开回应：“西安380亿元再造阿房宫系媒体误读。”但是对于既成事实的一拆一建，质疑不断：有人认为这是一次“烧钱”游戏、大规模重复建设，也有人认为这是企图靠开发文化遗址抬升周边地价。
1995年，在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阿房宫的故事让当地政府和开发商找到了灵感。当年，占地680多亩的秦阿房宫景区开工建设，2000年正式开放旅游。但是，投入两亿元打造的阿房宫从诞生那天就跟历史上的自己一样命运多舛，因为缺乏配套设施，成了—个孤零零的仿古建筑，生意一直不好。地处偏僻，又是人造景点，旅行社不安排，当地人不去，游客很少，打再多的广告，也没用。2011年，经营十多年后的阿房宫景区已经入不敷出。不过，随着新区管委会的成了，阿房宫景区所在地成了又香饽饽。今年6月，经招商引资，北京首创集团与管委会下属的国有公司签订共同投资框架协议，计划在位于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控制地带外侧，合作建设“首创阿房宫人文旅游产业基地”。主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人文旅游。计划用5年时间吸引社会投资380亿元，占地面积约1000亩。甚至有人透露，原来计划中还包括重建阿房宫，但领导批示“阿房宫只能宣扬封建奢靡之风、重建无文化价值”，所以才停止了复建。
西安一直致力于打造“世界大遗址公园之城”，包括：秦始皇陵—兵马俑遗址主题公园、汉长安城遗址公园等等。这与但是和此前备受争议的唐大明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商业化开发模式一样，争议不断。重复建设的帽子让项目不得不陷入僵局。有专家认为，如何在不复建仿古建筑的情况下，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地产开发的冲突之中找到一条新路，确实在考验开发者的智慧。
中国周刊：一个官员的隐忧。
说是最近，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湖南长沙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刘耘选择离职。一个好容易做的的正厅级干部，最后却选择辞职。跟外人疑惑不解不一样的是，刘耘这是可以跟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说再见了。
1980年，从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的刘耘服从组织安排，到国办信访局工作。当时23岁的他憧憬着能凭自己的本事做出一番事业。刚开始，信访局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和同事私下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那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到了1987年，刘耘到深圳市委办公厅当秘书，很明显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已经比较普遍。为了弥补自己行政经历，刘耘主动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有感于深圳令自己不满的官场风气，刘耘给自己定下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但是很快，现实让刘耘很是疑惑。担任长沙县县委书记不久，当地一老板赌博被抓，依法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说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只好请示刘耘。刘耘想都不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多拘留期间可以让老板不耽误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了，但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随后不到一年，类似这样被告状纷纷扰扰，最后，因为封存领导专用车问题，刘耘得到了上级表扬的亮点，同时也成为自己不团结同事的污点，被调到二线部门。而最让刘耘不理解的是，“搞不好团结”还因为“不收钱”。因为作为一把手的他不拿红包，别人就更不敢拿了，堵人财路岂能不遭人恨。2000年以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终于认识到：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如果你呆的位置好，怎么能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今年一月，到长沙人大工作之后，刘耘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古典官场小说，《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他惊讶地发现，眼前的现实跟当初小说里写的几乎毫无改变，简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甚至社会生态也是如此。于是，决定辞职时，他已经没有留恋了。
三湘都市报：都市“村官”怪象扫描。
说是前段时间，北京一村干部将儿子的婚宴摆到国家会议中心，豪阔和奢靡引发关注。最后还惊动中纪委处理。其实大都市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城区保留了一批乡政府、村委会，产生了一批都市村官，他们中少部分人亦官亦商，而对于他们的监管空白常常衍生出小“官”巨贪、奢靡腐败等诸多怪象。
怪象一之一就是：小“官”巨贪、小“官”巨富。今年2月，被举报坐拥20亿元身家的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后被查实涉嫌受贿罪，其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变成社区，村民也成了城里人。不同的是，村干部们却依然保有对原先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开发带来的红利。正是这些权利成了“村官”们敛财的热土。由此更是诞生一大批带头致富的巨富“村官”，他们动辄几十套房产、亿元身家。有些甚至对名下的房产和土地，多得“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第二个怪象就死：亦官亦商。无论是查处的巨贪“村官”，还是被网民举报的巨富“村官”，他们往往集商人与“村官”于一体。他们既是城区村(社区)的主任、副主任，同时又兼任村属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这些掌握着村集体资产大权的“村官”们游走在村民和开发商中间，自己也搞起了开发，集体资产也就在运作中变成了私人财产，或者通过牺牲村民集体利益换取开发商给个人的好处，从而成就了“巨富村官”。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村官两头都不靠，谁都管不着。虽然广州、深圳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表示，法律上对于收受贿赂的“村官”不存在“管不到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多数“村官”处于犯罪与违法违纪的中间“灰色地带”，或者说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就是因为其身份上的特殊性，导致对其监管的盲区。是官不是官，是民不是民，两头都不靠。谁也管不着，没有了监督的权利，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