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0韦波读报
新京报：鼠标少年被学校随意劝退 称压力山大
说是最近一天早上，在甘肃天水，正在教室上早自习的杨某被校领导领出了校门，他被退学了。杨某就是被称为鼠标少年的杨辉，曾经作为“初中生发帖被拘”新闻事件当事人备受社会关注。这次突然被退学，杨某父子俩怀疑跟一周前孩子发的微博有关。随后甘肃省教育厅发微博表示已经介入“责成天水市教育局立即核查。”
一个正在享受法定义务教育的初中生，就这么轻而易举被勒令退学了。都是谁给了学校压力，学校又该在这其中担当什么角色呢？
学校说是“上面给的压力太大”，他们实在顶不住了。那么，到底是谁给学校施压？又是谁的授意，一定要把一个法律保护的义务教育的少年撵出校门？这样的违法后果，不仅仅毁掉孩子的未来，把一个没有受完教育，又对当地司法部门、政府心怀愤怒的孩子推向街头，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谁来负责！
压力显然来自孩子一定要胳膊去拧的大腿部门，比如带走孩子的警察，被投诉刑讯逼供的公安局，接到控告又不理的检察院，收到行政复议的上级公安部门。当地某些人，不认为是自己的违法办案出了问题，而是孩子告状上网给当地抹了黑，本末倒置之下迁怒学校，给不听话的孩子一点颜色看看也就情理之中了。
但是，这时候的学校更应该在行政权力面前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唯唯诺诺，对行政权力粗暴违法的要求不敢大声说“不”，摧毁了孩子的未来与希望，也摧毁这所学校的声誉与权威。
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让一无所知的人学习接受各种有用的知识，吸收融化并运用到生活社会上，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不只是读书、培优，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心灵，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心。就像甘肃省教育厅说的那样，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教书育人，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对于孩子来说，学校应该是他们成长的参天大树，是随时护佑他们成长的老母鸡，而不是一吹就倒的墙头草。
当然，此事的根源还在于一些地方领导还不习惯于自媒体时代，被发达网络的监督，不习惯公权力被关进笼子依法行政，相比下一代90后00后的法律意识，公民权利，有多少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土皇帝”的初级阶段，跟现实脱节呢？
新民晚报：湖南江永领导子女违规进入事业单位 当地称已经清退
说是湖南省江永县政府最近证实，近期网上举报的该县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在本地和异地调动中存在违规行为的问题属实，他们已经决定对7名没有经过招聘程序违规进入事业单位的职工予以清退。此前，有人网上举报，江永县多名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之后将其调动回江永县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以规避本应该参加的统一招考。
看起来当地反映雷厉风行反应迅速，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实此事几年前就有人举报过，一直没有结果，这次是上了网当地才不得不反应，不禁让人唏嘘，早干嘛去了。仔细琢磨，江永县官方的通报中只说违规职工要清退，却只字不提谁在背后违规，要不要追究违规操作者的责任，更没有提到底哪些县领导涉嫌其中。这个态度似乎是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就这样了，你们爱咋想咋想，我们把领导亲属清退已属不易，没有打击举报者更是难得，你们还想怎样？
这种事情是个人用脚都能想到，仅仅靠那7个受聘者自己是不可能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更不可能不经招聘程序就直接进入事业单位的，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高人在背后指点，每个环节都有人替他们违规操作。而让这些违规者能够胆敢违背国家法律法规铤而走险，无非是因为7名受聘者都是县领导的亲属，如果没有县领导们的授意或同意，他们即便擅自做主，领导子女也得原意配合才行啊！所以，这次违规用人问题的根源显然在那些县领导身上，他们才是这场“拼爹”游戏真正的始作俑者。然而，当地官方的处理结果却只是对7名违规受聘者“一退了之”，拔出萝卜不带一点泥，不仅涉事县领导毫发无损，连违规操作者也安然无事。
不经招聘程序录用县领导亲属已经违规，而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罚违规者更是二次违规，是错上加错，而且第二次错误更加恶劣。为什么拼爹歪风如此盛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违规成本太低——一方面，相关规定的处罚不够严厉甚至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即便有所处罚，也根本很难得到切实执行。既然任人唯亲如此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即使被最强大的网络曝光、被查处依然只是拔出萝卜不带泥，叫人如何不前赴后继拼爹？
新京报：孩子“耳朵”丢了 银川全程接力“寻耳”
说是最近，宁夏银川有一位4岁听力障碍的女孩，不小心弄丢了耳蜗体外处理器。如果找不到这价值28万的“耳朵”，不仅一个务工者家庭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小女孩也可能要再受开颅手术之苦。于是，“为4岁女孩找‘耳朵’”的帖子和海报，遍布银川的贴吧论坛和大街小巷。在网民、市民、媒体、政府部门官微114小时的齐力寻找下，孩子的“耳朵“最终得以找回，“全城找耳”的故事画上圆满结局。
又是一个温暖人心的“全城动员”故事，近年来类似故事越来越多，郑州“全城吃面”，乌鲁木齐“全城买鹅”……一个市民陷入困境，往往会激发全城市民的爱心行动。虽说最值得感谢的，是人人心中长存的恻隐之心，但网络的牵引、发酵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在“全城寻耳”的故事中，当小女孩的父亲在微博发出求助帖后，网络就开始发挥“神奇”的力量。寻耳蜗的消息，也在接力式传递下，激起爱心喷发。这是一场爱心接力，这一次，全城都是英雄。
一场全城寻“耳”，更多地让人看到的是一种由衷而生的正能量，感受到的是社会温度——人间有爱。这种能量和温度，不仅感染了女童父母，也会给女童留下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当然也在感染着我们的社会，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能量和温度，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需要“你帮助我帮助你”的互动，一个正常社会，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骨子里都具备这种“气质”，所谓“人性本善”指的就是这一层。如果我们都能像“全城寻耳”一样，让骨子里的“气质”自然流露出来，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即伸出手来帮助一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和谐就能跨进一大步。
当然，这次全民爱心之所以被调动，得益于微博微信等的裂变式传播与“滚雪球”式推动。说到底，在网络时代，爱心动员愈发容易，做好事也更方便。尤其是随着手机等移动媒体的普及，这对官方或民间慈善机构应该有所启发：只要能打动人心、激起爱心共振，并善用技术力量、传播渠道，社会慈善能量就能喷涌而出。
重庆晨报：公考模拟题背后的官场生态
说是为了应对2013年下半年重庆公务员考试的面试，重庆大学特地为报考的毕业生举行了一场公务员面试实战模拟大赛，其中的一道题目是如果你“比领导先当上处长，你该如何安慰他”。
没想过脱颖而出的年青人还成为问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需要附带安抚别人。据说这个面试题设置的场景是这样的：你的领导是单位的副处长，而且在你刚到单位时对你照顾有加，但是在一次选拔处长的会议上，你比他多一票，当选了处长一职，因此他一直闷闷不乐，甚至影响到了工作，你该怎么办？
据说最满意的答案是：“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老领导”。毕竟如果年轻干部整天考虑如何去安慰失落的老领导，还有多少精力为民办事？但是这道题之所以成为新闻，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竞争结果的人文消化，更反映当下官场生态和机关上升通道固化的弊端。
谁都知道论资排辈不科学，干部年轻化更有朝气和活力，事业更能兴旺发达。可现在，年轻干部比领导先当了处长，还要搜肠刮肚表示安慰，假装恭敬做出姿态，这样的官场生态不正常。在论资排辈的影响下，一些年轻公务员精于研究潜规则、“官场厚黑学”等等，信奉“刁圆滑，好提拔”，在工作中更多地看领导眼色行事，而无所谓民众评价，久而久之，办事效率不高，任人唯亲的“官场文化”盛行，不仅影响政府效能与公信力，而且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更有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与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于是乎下属比自己先得到提拔，觉得不科学，乃至闷闷不乐、影响工作，就是因为现行的官员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强大，甚至搞不过论资排辈；年轻干部升迁屡屡被质疑“官二代”，更因为选官用人环节公开透明缺失、信息知情度不对等，导致职工群众“习惯性猜想”。试想，如果“比领导先当处长”成为常态，大家见怪不怪，这还是个人乃至领导要考虑的问题吗？还会有这样考面考题存在吗？
京华时报：残疾情侣要结婚 民政部门说不能办证
说是在温州瑞安，有两个追求幸福的年青人。一个是听力二级残疾的小伙子小蔡，一位是视力一级残疾的姑娘小梅，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之后定了亲。按农村习俗这就算完婚了。当然国家的法律不能违背，随后小蔡一年多时间跑了6趟民政局想去登记结婚，但是都没有能够领到证，一转眼女友小梅都已经7个月身孕了，这事还没有眉目，把这对残疾夫妇给愁的。没结婚证就领不了准生证，以后孩子就没有出生证，户口也没法办理，那是一连串的麻烦。为什么办不了证了？温州瑞安市民政局说了，因为男方一个人来是不能独立履行婚姻登记必要的程序，尤其小蔡是聋哑人，无法表达是否自愿结婚，按照婚姻登记正常程序是无法办理登记结婚的。
残疾人当然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这样的权利似乎被现实的工作流程给限制了。办不了结婚证，是因为小蔡没有办法直接表达自己结婚的意愿，民政局得不到肯定的愿意，就不给理。民政局说了，其实没文化的人或残疾人来登记结婚的也不少，但必须能够表达自愿结婚的要求，并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小蔡不仅是聋哑人，听觉很微弱，又没文化，没办法通过手语或者文字表达出自己要结婚的意愿，所以根据国家规定，小梅和小蔡不能予以登记结婚。
国家的规定的确不能破坏，但是对于残疾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难道就只能以口头和文字的方式为确定依据吗？小蔡能自己写出自己的名字，写上“结婚”和“喜”字，并且面对小梅用最简单的手势表达了常人都知道的愿意和小蔡在一起的意愿，为什么还不能以此“通过”国家的规定呢？
只能说，国家规定在制定的时候并不是完美无缺，有缺陷有死板的地方在所难免。就拿结婚自愿的表达来说，国家认为所有人要么有文化，即使没文化也要能表达个人意愿，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规定。但是偏偏小蔡的出现说明现实生活并不像国家设定规则那样准确无误的运行，出现了小蔡这样既没有太多文化，又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表达意愿的人，这些都不是小蔡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国家没有完成对小蔡的教育责任，没有考虑到这类人群的存在。规定有所欠缺，这就需要执行规定的人通过人性化的处理填补漏洞和缺陷，执行规定的是人，不是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人性化，把一些死板的规定通通扣在残疾人的头上，无形之中把他们当成“二等人士”，还怎么构建中国和谐社会？残疾人的幸福也是幸福，不应该比我们正常人低一等，规定应该是为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实现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