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29韦波读报
新华视点：中国牛奶为何这么贵——揭开奶价“虚高”内幕。
说是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我国奶牛养殖规模化程度逐年提升，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弊端。一杯奶自“诞生”起，价格就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三成。据统计，我国生鲜乳价格已经由2007年的2.25元／公斤快速上涨至今年的4.5元／公斤，翻了一倍，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三分之一左右，奶价之高排世界第四位。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原料奶价格高居不下是乳制品行业整体价格偏高、企业利润偏低的主要原因。
今年4月以来，国内乳企连续３次提价，奶价迅速飙升。原料奶价格为何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殖成本太高。由于我国本土牧草质量低下，导致优质牧草大量依赖进口，成本骤然增大。养殖集约化水平和效率低下，抬高了一杯奶的成本。有人测算，去年，从新西兰进口一吨原料奶粉，只要2.4万，但在中国本土收购奶源，一吨要3万多，导致不少乳企宁愿舍近求远。专家估算，如果能解决饲草、用地、人工三个问题，原料奶价格至少能下降10%。
其次，过多、过频的检测导致中间环节成本快速上涨，推高奶价。伊利集团集团去年一杯奶从生鲜乳到成品出厂，要完成899项检测指标。飞鹤乳业甘南工厂一年检测费就要2千多万元。目前，检测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已经由过去的1%左右提高到近10%。去年单吨牛奶检测费用已是08年的4到5倍，而我国乳企的检测费更是乳业发达国家的10倍左右。
奶成品出了厂，通过流通环节再到消费者手里，加价幅度更大。比如一款国产奶粉批发价130元，进了超市就卖218元，提价幅度67%。
乳企普遍反映，近年来“进店费”乱象已经愈演愈烈。因为近年来全国各地许多超市、大卖场凭借自己掌握销售终端的优势地位，向供货商们收取各种高额附加费用。受此影响，流通环节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已经上升至40%至50%，比正常情况高出至少20个百分点。而且卖场、商超对民族品牌收费高的不平等现象，也导致了国产奶价居高不下。例如，某在华外资超市系统中，在奶粉的合同费用上，洋品牌合同返利为8%，国内品牌却高达22%。
1杯奶到底需要多少钱？奶价飙升的背后有没有“虚高”的成分？不少企业和行内专家认为，如果剔除乳制品弹性较大的成本，我国乳业至少有三成以上的降价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公路改革：谁来截断“三乱”的产业链？
说是货车走在公路上，要面对无数关卡：过了收费站这关，还有流动执法;不服流动执法，还能强行拖车。公路管理俨然已成了一条“靠路吃路”的产业链。现实竟比《无人区》里的黑色幽默还黑色。谁能把这条利益链截断
公路“三乱”，指的是我国公路管理上普遍存在的乱设站卡、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其中尤以“乱罚款”最为突出。甚至公路“三乱”已经形成“产业链”。根据规定，负责公路管理交警、运政、路政各司其职，没有交警，运政、路政离开了收费站是没有执法权，更不能查车罚款的。但现实却不是按照规矩运作的。在河南女车主服毒案例中，货车先是在行驶途中被运政执法车强行拦下，然后叫来公路局流动治超车罚款的。但从头到尾没有交警出现。按理说这样的罚款本身是不合法的，但交通部门这种流动式的执法却是现实的常态。你看即便是首都北京，除了跟别的地方一样的交警，市里的交通委员会自己还专门另设了一个交通执法总队。自己给自己执法权。可见，单靠设立收费站，已经满足不了运政、路政部门的“胃口”了，还要搞出花样繁多的收费方式来。过了收费站，还有流动执法；不服流动执法，还能强行拖车。俨然已经形成了一条“靠路吃路”的产业链。
那么，为什么公路“三乱”久治不愈呢？
一方面，是公路执法部门过多，利益驱动助长了"三乱"行为。另一方面公路执法部门要养很多人，路政、运政、交警超编突出，不少财政编外执法人员的经费多要自行解决。当然靠路吃路，上路罚款了。由于肥水太大，一些财政收入困难的地方政府甚至还依靠"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怂恿了乱罚款行为。
虽然河南等地恶劣的三乱最后有关人员被处理，但是交通运输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以罚代管和体制机制弊端以及出官僚主义作风的顽固依然难以根除，加上公路管理没有纳入相应立法监督，部门罚款自由裁量权过大，公路“三乱”泛滥依然难以得到遏制。
第一财经周刊：中国城市怎么分级。
说是几乎每个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时都会惊讶于中国的城市数量之多以及人口规模之大。在他们国家，超过百万人口都是大都市了，但在中国还要在后边加上个0才能算大都市，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中国就超过100个。什么巴黎洛杉矶之类的充其量就相当于中国一些地级市。
但是当这些大公司想要为自己的中国城市发展制定计划时，却找不到更多又有用的参考指标帮助自己对中国城市做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和分类。中国城市的分级首先看的是行政级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组成的经济市场。
从今年3月开始，第一财经周刊通过对财富5百强企业，国内百强企业，大公司银行房产汽车奢侈品零售连锁点等纷繁复杂的因素进行考察量化，试图根据工商业繁荣程度来对国内城市400个城市进行分级，以分清每个城市商业驱动力到底有多强。
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要么是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要么是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要么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
二线城市包括我们南宁、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但是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还有四五线城市。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第一财经周刊的这种分级方式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值得年轻人关注的是其中对各城市民营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数据，因为未来几年，民营企业对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将会给年轻人提供创业以及就业等等改变命运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起底招生办：腐败空间远超想象。
说是有这样一个部门，每年到高考结束直到大学招生季，家长都对它趋之若鹜，它掌握着考生的生杀大权，每个读过大学的人都和它打过交道。它就是招生办。招生办掌握生杀大权，家长无所不用其极。人大招生腐败搅乱了大学招生的"一池春水"，凸显招生权力的"异化"与"利益驱动"，腐败空间远超想象，点招、补录、调换专业…每个环节背后都是一个考生的悲喜人生。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日前涉案数亿被调查，搅乱了大学招生的"一池春水"，引发了公众的腐败猜想，舆论矛头纷纷指向自主招生，认定这是高校腐败的大漏斗。其实无论是高校还是地方，招生办的腐败空间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自主招生之外的招生腐败也一直都在上演。而且招生办腐败远超想象。
首先是点招！点招是指高校点名招收、没有上学校分数线的考生。张怡就是一名典型的“点招生”。她去年没有被学校直接录取，家人联系上省招生办一名工作人员，最后交2万元“点招费”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这笔点招费最后是统一进入学校的小金库，作为学校在职员工的福利，也有的学校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利息等。相比几年前大部分学校2万多的收费，现在已经翻倍，而且还在不断涨价。
此外还有多为“暗箱操作”的补录。由于招生指标未完成等原因，一些高校会通过补录完成招生计划，于是成为权钱交易的重灾区。这时招办主任有很大的调剂权，他看省内哪些学校没招够还有名额，尽力帮有需求的考生调到一所好学校。”一位大学新生说。
高校调换专业也是招生腐败重灾区。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于兴昌的众多受贿记录中，大部分皆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有关，而他的第一笔受贿就来自于帮助一个学生调换专业收取了1万元钱。有高校学生透露，现在调换专业早就涨价了，少则几万元，多则10多万元。
而说起招生办主任的权力，还要追溯到20年，一个地方的招生办主任甚至可以为考生涂改档案。
当前高校资源处于准垄断状态，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享有的资源扶持差异悬殊，高校行政化管理体系又决定了各种资源的调配是自上而下进行，很容易出现一言堂和利益寻租现象。因此招生办主任可以轻易将招生这一本属于高校选拔人才的途径，变为"中饱私囊"的手段。由于缺乏刚性的制度约束和选拔标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致使自主招生变成自主腐败的例子频频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