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30韦波读报
京华时报：湖南瓜农案宣判。
说是最近，曾经备受关注的今年7月发生的“湖南临武瓜农案”终于有了进展。最近，湖南永兴县法院经过审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有期徒刑11年到3年6个月不等。
从法律角度上看，故意伤害罪的处罚从最轻的管制到最严厉的死刑。这样大幅度的量刑弹性，要实现罚当其罪必须要通过行为人故意伤害的细节，程度，后果来具体裁量。而裁量权就在法官手中。也许大家不知道，通常由县一级审理的刑事案件都不会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为根据法院审判级别管辖的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才由中级法院审判。所以，这起案件既然一开始就由永兴县法院管辖，显而易见，此前法院已经认定被告人不需要判罚无期徒刑或死刑。
当然，对于这样一起全国关注的案件，当地法院似乎很难像以往案例一样公开偏袒。从主犯到从犯的量刑处罚，在法律适用上当地法院的判决并没有明显不当的地方。从轻，减轻等等都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并不等于法官就可以自由发挥。因为还有公平正义存在。
而且，对于这起城管“打死人”案件，民众很容易联系到此前的摊贩反抗暴力执法“杀死人”案的具体判决。一个是城管打死瓜农，一个是摊贩刺死城管。这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也不尽相同，城管打死瓜农最重的被判11年，摊贩刺死城管被判了死刑。也许人们各自会有自己的解读和认知，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刑事案件的量刑应该综合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危害后果等等一并考量，简单地比较结果以证明判决的商榷并引发对立情绪并没有太多意义。作为围观者，我们要批评或者质疑什么，都需要有具体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只会成为假想的不公。而对于法院来说，必须通过判决文书解释外界的疑惑，证明自己没有人为选择性从严或选择性从宽，已经尽力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神，以法治精神确保自己所裁决的个案司法公正，才能更有底气应对舆情危机。
潇湘晨报：烈士陵园藏会所，烈士情何堪！
说是最近有市民爆料说，在湖南烈士公园里，隐藏着一家私人会所，晚上很多人开车来吃饭，吃饭时关闭大门，只留小门。随后当地报社记者进行暗访发现，这个私人会所确实开在烈士公园里。从便门进入没有保安询问可以直达会所。傍晚时分，不时有保时捷、宝马、奥迪等车辆驶入。
烈士陵园藏会所，这不仅让我们惊叹到腐败真是无处无在，在烈士陵园内吃喝玩乐，不知道这些进行政腐败的人员面对这些先烈们，他们真有心情能够吃得进去，喝得进去，真能够玩得下去?他们面对先烈一点儿自惭的心也没有吗?他们进行腐败的事情，我们的烈士在天堂有知，这些英灵们会如何想呢?又让他们的情何堪!
想一想这些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为新中国的建立，为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他们将热血、青春、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当代人永远铭记，更值得我们今天的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当代人更应该节约过日子，勤俭过日子，可是某些人忘记了烈士们打江山的不易，居然在今天将腐败享乐安逸的行为进行到烈士的陵园里面来，这些腐败分子的行径应该多么的无耻可悲啊!用腐败行为去碰撞烈士们的尊严，让我们如何不质疑某些人员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
问题是，会所为什么能开在烈士陵园，这种不仅明明跟中央强力反腐精神相违背，同时更让破四风主义成了一句空谈的事情居然堂而皇之发生了。难道当地政府不知道吗？是知道了管不了还是假装不知道呢？真应该“照照镜子、洗洗澡”，不然如何对得起那些长眠于此的先烈啊。
广州日报：华南植物园遭遇“无良”游客，一级保护植物被挖回家煲汤。
说是最近广州最大的华南植物园经常遭遇游客挖掘之苦。比如药用植物园内，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被游客偷偷挖回去“煲汤”。其他像什么黄花梨树干被锯、野生兰花被“顺”走更是时有发生。最离谱的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黑沙椤的嫩芽竟也成为“猎取”目标，有一回工作人员将正在掐苗的一位游客抓个正着，下手的游客说是想挖回去回家炒菜。
植物园成了菜市场，游客可以随意采摘。雁过拔毛还不知者不罪。估计这样的新闻肯定又会引起关于国人道德和素质的大讨论了，义愤填膺的网友甚至都想出喷涂农药以绝后患的鬼点子。
我倒觉得有些事要仔细分析，也不要一惊一乍把植物园当成道德重灾区。一般如入无人之境动手挖菜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这些大爷估计一是没有保护意识，更不知道这些被摧残的原材料有多珍贵。而是这些大爷大妈也不是天生就有道德缺陷，只是成长经历和年代让他们对公共概念没有多大感官，对他们来说，那些地里长的植物没有公私之分，只有先来后到之别。当然，也有什么都想吃，就是不吃亏的人性真实存在。
正因为要具体分析。所以即便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毁了，这得多大损失，按理说不应该只是批评教育了事的。应该追求当事人的其他责任？但是尽管大家呼吁很厉害，真要实施却没有几个。毕竟真为一颗植物追究老人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好像也不够厚道。君不见当年农民工偷吃农科院天价葡萄案件被判重刑引发广泛正义。
因此，这似乎成了一件两难处理的事，道德谴责没效果，罚款，警告都是隔靴搔痒。我们改如何去拿捏这些屡见不鲜而又难以处理的头疼事呢？
中国经济报：城管副局长疑遭株连式拆迁，调动岗位指定拆掉女儿家房子。
说是最近在安徽太湖县城管局，副局长陈龙成了“多余的人”。在过去的20多天里，整个单位不再有人向他汇报工作，不再有人通知他参加会议，甚至不再有人能批准他的请假。局长给他发短信说：“你现在不能向我请假，应向指挥部征迁组请假，请你理解。”而城管副局长如此尴尬只因为他的女儿是县里规划的被拆迁户，上级安排他去做女儿的“工作”，他拒绝后就被如此被停职株连报复。
其实有陈龙这样遭遇的公职人员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一些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县城，经常会出现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工作，否则将停职并停发工资的现象。比如前几年非常轰动的“嘉禾事件”、山东聊城40余名公职人员因为亲属没有签拆迁协议而被通知要“开除”等等。
基本上这些受到“株连”的公职人员大部分都“投降”了，只有少数人敢于站出来反抗，而反抗的途径往往也只是诉诸于媒体援助。公职人员遭强拆株连的现象严重损害了所涉干部和群众的利益，给受“株连”者及其家属造成了经济上和心理上的严重损失，甚至会使受害公职人员失去对政府和组织的信心。
土地财政之下，经营城市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城市化的主要指导思想。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及以下的政府，经常会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通过“经营土地”来达到创收的目的，强拆、株连等现象层出不穷。虽然这几年各地甚至中央也出台不少禁止株连拆迁的文件，但实际执行并不乐观。文件虽多，但约束力不大，更何况基本没有那个拍板搞株连决策的官员被组织认真处理过。侥幸心理之下，株连一个人，弄好了更好，弄不好也不会受到追究，好用又低风险的事，那个一二把手不乐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