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5韦波读报
中国新闻周刊：存款超过50万时请注意。
说是这已经是，银监会透露正在酝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这意味着一旦有银行破产，储户的存款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赔偿。可能最多赔50万元，超出部分不能获赔或按比例赔付；只赔付存款，不赔付理财产品投资产品；只赔付自然人存款，企业存款不在赔付范畴。
在中国人的人生认知当中，针对国内所谓商业银行的“破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破产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轰然倒下，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场景只会发生在欧美国家，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是，狼来了的脚步不是开玩笑。在今年的银监会全国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将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银行“自担风险”通俗的说国家不再为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兜底，允许银行破产倒闭，一旦有银行破产，储户的存款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赔偿，但赔偿有一定限额。也就是说，银行会像商店一样，有开张的就有倒闭的。而如果银行真的破产了，作为储户我们的存款会不会血本无归呢？银行市场化，我们老百姓的钱安全吗？靠谁来保障呢？
按照央行计划的50万元限额，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之后，假如储户在单一银行的存款不高于50万元，万一这家银行破产倒闭，储户将获得跟实际存款金额相等的全额赔偿；但如果超过50万元，最多只能获赔50万元。或者像美国和中国台湾一样，按一定比例赔付。
有银行业人士表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储户一要观念转变，不能再迷信银行不会倒闭，要有风险意识，把银行当作一般企业来看待。二是储蓄方式转变，大额存款尽量分开存放，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样万一一家银行有风险，损失不会太大。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指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一定比例标准向特定机构缴纳一定保险金，当自身发生危机时（如兑付风险、破产等），由存款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来保障其清偿能力的一项制度。目的在于保证一旦银行发生破产倒闭等事件，储户存放在银行的资金不至于颗粒无收。
1929-1932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先后有近万家商业银行受冲击倒闭，存款人损失严重。1933年，美国通过《银行法》推出存款保险制度。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有数十家商业银行轰然倒下，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公司“兜底”，必定引发更大的恐慌。
在中国，国家一直作为金融机构的最后担保人，实行的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这也是老百姓对银行有天然信任感的原因所在。
新民周刊：“第一毒村”背后的乱象。
说是一个好的村官可以带领一方百姓更好地去追梦，一个“问题村官”却会将一个村带上歪路邪路，甚至万劫不复，最近惊动全国的广东博社村第一毒村就是一个典型的标本。“问题村官”上位往往伴随着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以及金钱搭建起来的腐败网的共同作用，相互依存、壮大，不断蚕食民众利益、腐蚀执政根基，制造并不断激化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矛盾。
博社村是广东唯一一个红色革命老区，也是当年最早开展土地革命、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地区的——陆海丰地区，但如今“陆海丰”俨然褪变成了该省“最黑”的地方。那么，博社村是怎么从一个靠渔业为生的淳朴渔村演变为毒枭聚集的“中国第一毒村”呢？
博社村，占据中国冰毒市场三分之一份额、“享誉”国际毒市的“中国制毒第一村”。据警方通报，被抓获的博社村原党支部书记早年曾参与制贩毒品，近年来则充当制贩毒品的“幕后老板”与“保护伞”。多年来，他利用自己曾为汕尾市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收集警方动静，通风报信，包庇纵容。在这样的村支书为首的“问题村官”治理下，“两委”多年来形同虚设，村务完全被宗族势力与“黑色势力”把控，俨然成了独立 “制毒小王国”，全村近两成人直接或参股制毒。沦陷是必然的结局。
当然，仅凭几个“问题村官”，博社村还不至于发展成“第一毒村”当地警方公安机关更是通风报信、违法办案，沦为制度贩毒的保护伞。
在这个畸形的利益共同体之下，博社村制毒异常猖獗，老弱妇孺人人有份，也甚至还公然对抗公权力。去年，广东公安厅悬赏通缉涉毒人员，博社村有37人被网上追逃，其中18个就一直躲在村里从未离开。
事实上，“问题村官”已经成为在基层制造官民对立、社会不稳的主要源头之一。而更多地“乞丐村”、“小偷村”、“假和尚村”，都暴露出村级治理的失效，村“两委”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村干部甚至以身试法。而农村基层选举，一旦夹杂贿选、宗族势力、上级组织的干预甚至黑恶势力的影响，就很难保证选举代表真正的民意，从而为村官“带病上位”提供了可能，由于缺乏制约，即便是一个原本正直的村官，上位后也很可能被拉下水。
被清剿后的博社村正在重建，新的“两委”班子能否让博社村就此走上正道，还有待观察。但一系列村镇集体的沦陷提醒我们，治理村官问题，除要突破宗族势力与黑恶势力，还要从顶层设计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并完善举报与查处机制，才能保护中国城镇化的健康推进。
新京报：汽车召回，为何中国总被忽略？
说是在历经数月维权，甚至一度升级到广州车展展台的对抗之后，福特翼虎的8万多辆车终于被召回。然而，中国式召回症结让人焦虑：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市场的召回有时不涉及中国？为什么中国汽车召回的比例仅为16.6%而美国达112%。
汽车召回事件其实在汽车社会中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的事件，但是召回事件涉及国内外市场范围的差异，还是让人不得不面对背后的中国式症结！
其实，在此之前，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福特公司已经在全球市场就同样产品已经召回了七次。然而，福特品牌产品的召回中，却涉及的一个消费者经常疑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市场的召回不涉及中国市场？
召回背后的原因很多，包括工艺设计、技术缺陷、产品质量等等诸多方面。许多跨国公司在全球各个市场建立的不同工厂以及不同配套体系，也会引发相同产品的不同质量问题，局部个别的召回也不奇怪。
但是，中国的消费者更多却感受到，中国市场在跨国公司的召回中被似乎被故意忽略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逻辑上无法解释对制造汽车历史较短，安全质量标准要求相对并不那么严厉的中国市场，汽车召回的数量却比其它成熟质量有保证有历史的国外市场还要低很多。
2012年，中国共计实施汽车召回113次，召回缺陷汽车320.3万辆。召回汽车数量占到当年市场总销量1930.64万辆的16.6%。而当年作为历史左右就的车轮上的国家，美国市场总计召回1620万辆汽车，占到了当年美国市场销量1449万辆的112%。不管是数量还是程度，新型不成熟的中国市场召回比美国市场还要小很多。难道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生产的整车产品比美国造的质量更高更安全吗？
这样巨大的反差根源就在于中国汽车市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市场环境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因为美国的消费者相信，他们的利益在拥有完善的政策体系、以及高效有力的监督部门的本土市场中能够获得充分的保障。美国汽车市场的召回原则是，宁可消费者与行政主管部门出现错误，但是绝不允许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伤害。
相反，中国汽车市场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以汽车企业为核心，壮大发展汽车企业是汽车政策的重要目标。即使2014年中国正式实施了全新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条例，政策的内容与实际市场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仍然显露出诸多差距，而政策的执行效率也因为政策的不完善等多种原因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
上海观察：80后公务员辞职自白：收入7年没涨 能力是听话。
说是在上海，一个曾在市级机关工作的80后公务员小王却表示，在碌碌无为过了7年之后，自己都不知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官样文章天天写年年写，解决问题就靠写。而人生已到而立之年，深感自己是个落伍者。最后毅然辞职。
但几个月一来，人们问他做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辞职？作为一个从浙江农村出来的孩子，小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家族孩子的榜样。但是在机关工作的7年里，他渐渐从最初父母的荣耀、自我的荣光，变成碌碌无为的平庸与麻木，再到自我的质疑与反省。
但莫名的恐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让小王不断地自我安慰、自我麻痹，把念想强压在心底。但三个月前的次同学聚会让他彻底下了决心。
在这场毕业十周年的同学聚会上，他看到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有的已经做到了投行高管，有的成了大型企业的主管，谈到买房，看的都是600万以上的级别。提起股票，账户里至少7位数；聊起子女，很多读的是私立学校。望着眼前这些曾经熟悉的面孔，大学时期风云人物的小王不禁内心发凉。当年为了“铁饭碗”当上公务员，7年却毫无成就感。
是自己不努力？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从不无故请假，公休经常作废，加班主动积极。最初几年吃住饭堂，真是把单位当成家。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大机关小部门，从来就不缺人，高学历、肯吃苦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唯一缺的是机会，可现在部门的中层领导都是年轻的70后，熬到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你？
是自己没能力？他干中学、学中干，积极准备，参加各类选调，证各种笔试都通过，但最后都无法成功转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刚到机关，也曾朝气蓬勃，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也想奋力而为，干出一番事业。可机关就那么点事，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写材料。官样文章不管你写得怎么样，各级领导总要修改一下，要不体现不了领导的水平高你一等。
天天写、年年写，解决问题就靠写。写了那么多文件、讲话，无一不是“领导重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取得胜利”。可到最后，还是这样子。文章能改变什么？这种工作有什么成就可言。机关待得越长，梦想越远。
公务员真的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往里钻；城里的人，却因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心生去意，中途离场。管理越来规范，考核越来越严苛，收入也来越透明，越是底层，工作要求反而更高。于是，青年公务员辞职的暗流也在翻滚涌动。而一切，也许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