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9韦波读报
扬子晚报：副局长找人代开会迟到被撤职。说是最近，南京纪委官微发布微博称，在头天召开的全市城建城管环保工作动员大会上，下属城区一城管局副局长没有请假，而且让人代开会还迟到，决定给予副局长免职、通报批评处理。这个消息顿时引来网友热议——不少人叫好，也有人认为，处理是不是重了点？还有人认为，还不就是因为市长怒了，才如此“雷厉风行”，只能说他倒霉撞到枪口上了。
说实话还真有点撞枪口上的味道：副局长家里有事私下让别人替自己开会，代开会这人也悲催，不仅迟到还被市长逮到，当成责成区长回去处理。这不倒霉吗？最后领导怒了，问责来了，当事者被免职。但人们绝大多数不是点赞拍手称快，而是争议、质疑，替副局长觉得冤。虽说开会也是工作，因私不能去，不请假还找人代会而且迟到，无组织无纪律被处分也是应该。但是在现实当中，不去开会、代开会等应付文山会海的做法并不少见，甚至打架心照不宣。要都严厉查处还则罢了，现在逮着一个重罚更像杀鸡儆猴，再说处理干部也得有制度依据，不能今天不高兴，脑袋一拍就免职，明天高兴，一句下不为例就放过，上上下下不能看心情，更应该向公众说明其犯了干部管理中哪一条哪一款，不能因为“市长之怒”撤职了职。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仔细看看，南京当地随后给出副局长被处分的依据理由，却是白纸黑字的规定存在，并不是什么“长官意志”“市长之怒”的结果。但是之所以市长还是背了黑锅，就在于这类事情群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某些干部违反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是领导怒了！因此，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对于制度执行，我们该如何严格到位。比如对于会议纪律，如果不是睁只眼闭只眼，而是谁触犯了就处分谁，怎么触犯就依照制度怎么处理，那么，南京的这位副局长还真敢开会不去并找人代会吗？
法治常识告诉我们，执行制度不应靠领导怒责。转变作风在于制度管人，不是领导心情决定执行。
现代快报：记者不“捣乱”，公众不安全。说是本月初的时候，山东的记者相继报道7年前，家住泰州一村民夫妇超生孩子，被村干部抱走送人的事情。虽然最近，村民夫妇花了15万巨资“赎”回了孩子，但是背后的疑团还是没能揭开。就在记者想刨根问底的时候，泰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说，你们记者紧盯这个事情不放是思想有问题，‘是在捣乱，甚至告状’。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果记者真不“捣乱”了，当事人就无法得到公平正义了，公众更没有安全感了。腐败最怕的是阳光，丑恶的事情最怕被曝光。如果记者不进行监督报道，这件已经拖了7年的事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不得不说，某些官员似乎就有一种惰性，如果没有外界的监督与压力，他们就不能主动去查明真相，去纠正错误和处理责任人。记者像一只牛虻一样，只有不断地盯着官员，他们才不至于在履行公共职责中打瞌睡。如此，政府机关和官员才可能给当事人公平正义，才会竭力去维护社会安全，让公众有“安全感”。
相反，如果记者真不“捣乱”了，只知道歌功颂德，只知道报道歌舞升平，那就是失职。记者被称作为社会的良心和瞭望者，必须为社会的危险和不安发出警告之声，如果记者只为迎合某些官员，放弃自身的职责，以“不捣乱”自鸣得意，那不仅是记者本身的堕落，更是社会的悲哀。
所以，这位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不仅不应当指责记者“捣乱”，更应当对记者指出问题，帮助政府改正错误表示“欢迎”，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记者，目的就是为民众服务，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中国梦”。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保障记者有权对违法犯罪现象进行披露和“捣乱”的权利。
楚天都市报：“孝心基金”不一样的“年终奖”。说是最近，湖北咸宁一家企业老板拿出30万元红包，让员工拿回家孝敬父母，如果发现员工没有送到位，将会开除员工。
不排除在眼下纷纷扰扰的年终奖秀中，老板独树一帜搏出位，自我宣传式“炒作”，又得到员工和职工父母的支持，扩大社会的正面形象。不管有什么样的私心，我们并不反对，甚至还支持这种温暖的举动。企业与员工家庭“双赢”，既利己又利他，同时又弘扬孝文化，进而为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增加了“附加值”，扩大“正能量”。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现实意义。
据了解，这个公司发“孝心基金”已经有3年了，旨在推行孝道文化，培养员工的责任心和感恩。从派发“孝心红包”的制度形式来看，还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若员工没有将红包发到父母手上，还将要面临开除的惩罚。虽然这种不强制带有不自觉的成分，有待进一步加强完善，但就目前而言还是一个积极的亮点，值得称道和推广。
华商报：放下手机，春节和父母聊聊天。说是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3月底，中国共有11.46亿移动通信服务用户。另有消息称，2013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已达3.54亿，成为世界上智能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可是，手机在给人们带来高度便捷的同时，却意想不到拉远了情感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你在天涯我在海角，而是我坐在你对面，你却低着头玩手机。春节团聚，可能是情感的欢聚时刻，也可能使情感距离再次体现。
不管你愿意与否，反正如今的手机，已经成了用户的“情人”，成了夫妻、恋人的“电子情敌”。
春节是中国人情感的载体，是一种沉积于心的诗意信仰。春节大家之所以排除万难也要团圆，原动力就在于亲情的渴盼，在于亲情的爆发。这个时候，最需要亲情的交融和抚慰，只顾低头酿冷漠，哪如抬头传温暖。
父母最大的希望是借这个时间和久别的子女推心置腹互相倾诉，了解彼此心思，照顾彼此诉求。如果不管不顾对方感受，只是一头埋进网络世界，满足自己的乐趣，寻找自己的寄托，使父母、亲人遭受冷落，显然不合时宜。所以，放下虚拟的世界，关注现实的生活，也应该是为人儿女的责任。
光明日报：“小升初”就近入学。说是最近，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小升初”又有改革新政传来：孩子免试就近入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均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以“单校划片”作为主要划分方式，优质初中纳入“多校划片”范围，如报名人数多于招生人数，随机派位采用摇号等方式；规范和减少“小升初”特长生，到2016年比例应降到5%以内。孩子可以就近升入初中，不得再以考试选拔学生。
有人说这是教育公平化的必由之路，让每个孩子都能公平享受资源。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做法理想和现实恐怕很有差距，也不利于优等生更好的培养。
仔细琢磨，新政对入学公平的定义就是严格划片，取消推优和特长。怎么实现公平呢？摇号。但不得不说，现实告诉我们，即便在义务教育里，“公平”也不意味着取消一切综合素质判断的“一刀切”。可在一个有差异化选拔就有寻租空间的社会里，这种没有任何价值导向的抓阄式平均又是保证公平的唯一途径。这不是最好的公平，只是被逼出来的平等。
于是悖论就出现了，首先是义务教育跟素质教育价值指向的冲突。素质教育讲究的是优中择优，培养高素质基础人才，让学生也来越优秀；但义务教育的小升初讲究的是平等，要求尽量缩小一切评价和择优的可能，也就是取消所谓的特长生，因为这些所谓的特长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变形，留下了寻租、走后门、利益交换的口子。那么，我们是要建立一套有公信的综合测评机制呢，还是直接取消这类的测评更公平？
更大的悖论是，貌似公平的就近入学注定要催生教育“出身论”。划片入学公平，必须要建立在教育资源分配平均的前提上，在教育资源假平均的现实中，学区房、违规跳户籍自然层出不穷。像这样以住高价学区房还是住城乡结合部来区分孩子难道更公平吗？教育的意义，是要淡化人与人之间出身和先天禀赋的差异，给每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但耐人寻味的是，今天所谓的教育公平，却要以强化你住在哪里这样的出身差异为前提。
可以预见，摇号、就近入学、取消推优与特长，大概会让所有家长再次陷入另一种纠结。多少年来，他们在各个辅导班之间疲于奔命，为找到一个择校机会动用了所有资源和人脉，憎恨潜规则又要服从潜规则，咒骂利益链又不得不依靠利益链，这一切的取消，似乎能让他们暂时舒口气。但随后，更多的问题又来了，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新的“竞争”规则一定会建立起来，更多的竞争成本比如买学区房、找共建机会会陆续浮出水面，另外一轮关于公平的博弈又要再次来临。在某种意义上讲，取消了择校的“小升初”，就像消灭了黄牛的火车站，好是真的好，但大家就从此都能买到票了么？
人民日报：只有1/4外来工愿坐高铁说明什么？说是今年广铁集团开通外来工返乡高铁专列9趟，高铁速度快而且舒适，但较高的票价能否被外来工接受？高铁专列，他们怎么看？春运前广铁集团对2400位外来工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更愿意选择高铁返乡的外来工只有597人，约占24.9%。
说实话，这样的调查结果其实是没有悬念的。我们更应该弄清楚的是，1/4愿乘高铁返乡的外来工，是他们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在坐不上普通列车只好被迫坐高铁的“被愿意”呢？而除了外来务工人员之外，其它面更广量更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在普通车的“低铁”与高铁之间，他们又会怎么选择？会跟外来工一样吗？年年春运都是一票难求，而更难求的是数量越来越少，利润越来越薄，甚至是亏损之源的便宜普通列车“低铁”票。
其实，外来务工人员也想舒服，高铁比“低铁”快又舒适，大家都懂，但就低不就高的道理大家更懂。同样的距离，坐“低铁”花几十元，坐高铁花几百元，虽说坐高铁比“低铁”省了时间，享受舒适，但是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省下的时间能挣回多花的车票钱吗？相比之下高铁的快且舒适，对“草根”没有意义。当然，花几百块钱就能更舒服不用那么“遭罪”，在习惯了用钱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的有钱人看起来很好笑，但是对挣钱不容易又挣得不多的“草根”来说，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苦的血汗，相比之下，性价比如何只能自己盘算。但更让“草根”们烦恼的现实是，这样的“低铁”还不是你想坐就能坐的，高铁上线，“低铁”下岗，今天高铁越来越多，“低铁”越来越少，且不说铁路是不是还暗压着本已不多的“低铁”票不卖以求把乘客推向高铁。要么不坐车，要么坐高铁，那谁替“草根”们想过，这让他们多难？
问卷调查得出的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真情实况，而我们更关注更想知道此后铁路会怎么回应或满足草根回家的需求？“草根”理解“高铁时代”，但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要“被高铁”。火车是最大众化的交通工具，铁路有准公共服务性质，开出什么样的列车，决不全是铁路的内部事务。倘若作为“起点公平”的公共服务，不但不能满足“草根需求”，甚至还在“弃贫趋富”，社会公平又从何说起呢？给“草根”多留点“低铁”，这是社会公平与和谐的体现。而对管理者来说，能不能让类似更多贴紧中低收入阶层的“低消费”市场出现，不仅仅是经济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