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08韦波读报
新京报：反贪局前脚抓人，后脚单位电话“限下班前放人”！说是从检30年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长最近引起社会的关注。因为他在办理一起涉及多个部委机要干部虚报邮费套取公款窝案的过程中，在某部委门卫不让进门的情况下，“冒充”朋友将涉案人员“骗”出大院，并采取强制措施。可是前脚人刚被带走，涉案人员所在单位就打来电话：“从来没有人敢查我们的人，限你们下午下班前放人！”
尽管新华社的报道也讳莫如深不敢“点名道姓”，但是如此剽悍的威胁话语还是不禁让网民大吊胃口：这么嚣张的威胁者到底是谁？“限下班前放人”他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从法律上讲，反贪局长依法办案，侦查案情、收集证据，乃至将嫌疑人羁押，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按理涉及的有关单位，既然有内部人员涉案，理应配合办案才是。但是“限下班前放人”的命令式口吻，不禁没有丝毫避讳“法外求情”的反法治作风，潜台词更加赤裸：若胆敢不放人，抑或放人超过时限，后果自负。反贪局办案遭威胁，抖露的不仅仅是某些部门某些领导恃权凌人的傲慢，更暴露权力部门对司法独立的敬畏感缺失，对司法、行政权界的模糊认知，投射出现实中司法部门独立办案之难。
类似不容别人头上动土的“太岁”人物和“太岁”单位，不只是只有一个两个。当门卫都不把反贪局当回事的情况下，我们的反腐工作不能寄希望于某些反贪人员凭一己之力跟坏人斗智斗勇、“太岁头上动土”，而是应当用制度、用法律、用执法的力度和刚性，让“太岁”不敢嚣张、不能嚣张，并逐步铲除滋生“太岁”的土壤，必须将办案纳入到法治框架下。就像三中全会决定中说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只有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正义才能贯穿于公共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是匍匐在权力和金钱的脚下，成为随人拿捏的橡皮泥。
解放日报：马年首个工作日，你到岗了吗？说是刚刚过去的春节对不少地方的公务人员来说，过得确实有点不一般，因为流行“全民”给公务人员 “查岗”。从大年三十，“探营”假日办的热线不停，到整个春节前后，公务接待少了，公款宴请也收敛了。昨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同样的查岗还在继续。连纪委监察部门也动真格加入查岗的队伍，早早发出通知，除夕那天，谁脱岗就会受到通报直至查处。当监督真的成为无处不在的常态时，公务员的抱怨委屈也随之而来。
仔细看看，“八项规定”之后，公务员岗位约束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有些人还有既有实际利益的影响，更有收入待遇被妖魔化的尴尬。于是一些公务员在困惑的马年由衷发愿：“希望马年马上有理解”。
一边是“全民查岗”娱乐中带着严肃认真，一边是“求理解”委屈中带着忐忑，政府改革的过程反映的是不同群体间的心理差距。增进相互理解是必须的，把众多普通公务员待遇跟某些贪官享乐等同起来的认识误区更需要澄清。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改革离不开广大公务员的配合和积极工作，关心爱护干部，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更需要关爱，合理的工薪待遇诉求跟跟抓作风建设是两码事，不应混为一谈。
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公务员群体单方面的“求理解”很难消除社会长期以来的信任缺失和阶层误解，理解的前提是办事机关和公务人员自身服务百姓要过硬，要真正转变观念，改进作风，经得起一次次明查暗访，能够提供与社会发展水平相称的公共服务，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真正理解。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来说，全民监督、上下“查岗”是大势所趋，“为官不易”或是常态。
群众心里有杆秤。因为老百姓每天遇到的大多是具体小事，而这些小事却直接关系他们的喜怒哀乐，关系生活的幸福指数。这样的感知真实而具体的。如果公务员同志对群众的小事不上心，不负责，还不以为然。看在群众眼里，代表的就是党和政府的态度，每个公务员的一举一动就是眼前干部的整体形象。
马年上班第一天，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开始了，第一批也将“回头看”。公务人员群体不妨自我加压，从“求理解”转变为“求查岗”，以转变作风、务实为民的实际行动，接受监督、经受考验。拿出“求查岗”的底气和勇气，群众就会慢慢“有理解”，公务人员群体的形象也会得到不断提升。
齐鲁晚报：农村春节“麻将当家”少了年味。说是马年春节，有记者同行在回山东西南部老家农村走亲访友时发现，大家谈得最多的，莫过于有人打牌赢了多少、输了多少。仔细观察，打牌成了当地许多农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原先丰富多彩的农村春节文化少了，不少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不惜“一掷千金”，辛苦挣来的打工钱一夜付诸东流。
作为国术精粹质疑的麻将被不少国人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在民众心中也有不低的地位，没事休闲娱乐未尝不可。随着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春节打打麻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动辄输赢上千上万，闲来无事就只能打麻将赌博这就不是小事了，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
确实，“春节期间，没啥事干，闲得慌”是很多在牌桌上奋战的农民的真实写照，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明明是一家团聚、共享天伦的春节长假，为什么会“闲得无聊”？说到底，这跟我们当前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发展水平和农民普遍需求巨大差距有关。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立志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路变宽了，房子修好了，荷包越来越饱，但与此同时有益的精神文化消遣选择却没有变多，甚至越来越少。在需求增加、选择较少的情况下，各种不良娱乐消遣活动就会趁虚而入，这正是农村地区“麻将当家”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其实，社会进步的体现在多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升仅仅是其中基础性的指标，很重要但却不是全部。社会实践理论表明，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展水平会发挥更大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简单的说就是，在物质需求一定程度上被满足的时候，人们会同时追求精神满足感。而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培育积极向上的正面社会风气，还是让某些不利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负面行为占据民众生活空间，成了摆在每级地方政府面前不能回避的问题。
新京报：春“劫”红包，谁是最后赢家？话说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传统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最近有记者调查了102位北北京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四分之一，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
对中国人来说，拜年拿压岁钱是春节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小侄、外甥、大妹、表弟等压岁钱“一个都不能少”，拿压岁钱依旧是孩子们期待的年俗。但近些年，大人普遍感觉“压力山大”，“红包都快给不起了”，越来越变味的压岁钱让人不知所措。“春节变成变相被打劫”，背后的高额“人情消费”让原本寓意祝福的传统习俗变了味。
更让人压力大的是，工资、收入没见涨，可压岁钱不知不觉已经“水涨船高”，行情直线上升，不少“土豪”更是出手阔绰，成千上万元红包已经不稀奇。二十五十都拿不出手，更别说小时候两块五块的红包压岁早就没了踪影，一咬牙，蹉跎的年终奖金外加当月工资，带着背后的苦笑总算是赶上平均线。可也有孩子不领情，马上掏出来比一比谁拿红包多，甚至还有孩子吐槽：红包少没面子。
压岁钱是本是我国一种传统美德，代代相传的习俗，寓意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大人给孩子压岁钱作为感情投资，亲朋好友给孩子压岁钱则出于“面子人情”，更有一些人将压岁钱作为官场行贿受贿的隐蔽途径。当喜庆红包成为孩子炫耀的比拼时，又会形成怎样的金钱观呢？
其实，孩子不是最苦恼的，最烦心的是大人。红包不能光送出去，总得想办法收回来，才能收支平衡啊。但这一送一收之间，谁才是赢家呢？没有，但我们却有意无意把压岁钱习俗进行物质性地量化，不知不觉淡化了原本的祝福和情感成分，潜移默化孩子受到不良铜臭熏陶。
新华日报：春节团聚加相亲，几多欢喜几多愁。说是春节本是合家团圆走亲戚的时候，不过趁机解决个人终身大事的也不少。这不，农历大年初四就一天时间，河南虞城的女孩金娟就连续相了5个年龄相仿的男孩，等见到第5个男孩时，第一个人的长相她自己都有点模糊了。不抓紧时间不行啊，都老大不小了，这几天定不来，过几天就要到广东打工，只能到明年春节再找对象了。
还真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春节忙相亲，既现实又无奈。一天相亲5次，只是数以万计的打工青年单身男女春节期间相亲的一个缩影。对这些男孩女孩来说，每次回家过年，婚事都是父母最头痛的大事。如果不“仓促”地把终身大事定下来，只会让父母又焦虑一年。频繁的相亲也就不奇怪了。虽说外出打工时可以自由恋爱，那也仅仅是恋爱而已，真要进入婚姻的殿堂，客观困难不少。
虽然这样的“仓促”定下的婚事对农村单身男女青年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这样频繁的相亲不意味着恋爱一定能够结婚，更不意味着婚姻一定能够幸福，但谁都知道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现在社会文明宽容了很多，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绝大多数人都比较实在，都知道感情是靠慢慢培养出来的，从朋友到亲密朋友再到人生伴侣，只能在订婚后进行培养。于是，一种中国农村式婚恋模式开启了：农村单身男女春节前夕回家——春节频繁相亲——订婚——结婚——再外出打工。本质上没有多少深入了解的闪婚，从概率上来说自然是让人欢喜让人愁。闪婚后的婚姻质量也成为困扰农村家庭结构的大问题。
据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布的《2013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80后”是遭遇父母逼婚的主要年龄群。面对父母逼婚，55.9%的单身男性、65.9%的单身女性选择“躲避”。虽然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单身男女的婚姻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晚婚成为主流，特别是青年人“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与父母“先成家后立业”的观念相佑，两代人对婚姻的认识出现了代沟。但为了磨合两代人的需求，“结也匆匆，离也匆匆”的闪婚该如何走向，不仅仅是情感问题，更是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