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08韦波读报
南方都市报：农民工新加坡打工6年：工作自由每年税后挣10万。说是位于河南湖北交界大别山深处，有一个家何家冲的地方。面积约20平方公里，2/3以上土地是山地，居民1200人。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这里90%以上的青壮年劳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足迹遍及以北上广三大城市群。外出务工改善了村民的经济条件，不少去北京、天津开小吃店的村民年收入过10万。富裕的村民推掉传统的土坯墙瓦房，新建红砖白墙的楼房，用上空调冰箱洗衣机，有的甚至离开山村到县城和市里去买房定居。
而在去新加坡之前，何彩龙是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众多泥水匠中的一个，专门给人建房子。当时说要去新加坡务工，何彩龙已经40岁，儿子上小学，女儿才出生6个月。虽然舍不得，但在家挣不到钱，工地干活一天就50块钱，到年尾了工钱还不好讨。要养活一家人，必须找个出路。最后何彩龙报了名当上木匠，拿着家里仅有的几千块钱办了护照和签证。到了陌生的新加坡。
在新加坡，何彩龙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思乡之情，还要面对新的工作环境的挑战。新加坡的所有工作都有严格的标准，不像国内当泥水匠基本靠师父传授经验，在新加坡装一根水管都要看图纸和操作指引，何彩龙都要重新学习。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花了近一年时间才完全掌握。一年之后，何彩龙已经成了一名熟练的水管工，可以独立接活。何彩龙说，这几年国内的工资水平涨得很快，但新加坡不仅工资水平高，而且环境相对优越，他虽然是一个水管工，但工作时间很自由，每周工作五天，法定节假日可以休息，工钱绝对不会被拖欠。在新加坡当水管工，每年税后收入至少10万人民币，远比在国内打工挣得多。几年下来，他手里已经攒下几十万，在村里已经算富裕之家。
从一位农民工到外派劳工，何彩龙认为这种转变不仅是钱挣得更多了，也改变了对工作的认识，“在新加坡做水电工，不会受歧视，权益有保障，觉得劳动很体面。但离家太远，还是希望有一天回到家乡，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
新华视点：揭秘口腔市场暴利：“种植牙”成本三千，收费三万。说是也许您并不知道，小小一颗种植牙，不过几立方厘米，消费者却要付出万元以上的价格。经销商自曝材料成本仅为千元，却同时认为利润并不丰厚。从出厂到镶嵌的十倍差价，究竟进了谁的腰包？
种植牙被称为人类第三副牙齿，具有固位好、美观、舒适等多个优点，在国外普及度很高，近年在中国市场也渐渐走俏，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记者调查发现，投资齿科可谓“只赚不赔”，卖家以“材料不同”之名，行“高价”之实。
有行内专家透露，目前市面上“3万元的种植牙，成本大概也就3000元左右。物价局都不会查，药监局也不会管你具体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定价只要不是太离谱就行。实际上有些口腔耗材、器械的利润更高，甚至高达600%。比如做矫正牙齿，同样的材料，有的标价两三万元，其实只要6000多元。因此投资口腔诊所总体是不会亏钱的，哪怕是做低端的补牙，收你100元就能赚95元。”
毛利率如此高昂，消费者承受高价，但是经销商却认为虽然牙科“稳赚不赔”，却并非“一本万利”，因为“要打点的人很多”，很多差价都要“与人分成”。
首先，办证。在很多地方，想要开设一个齿科诊所：职业卫生许可证，工商证，税务证，缺一不可。最要紧的就是第一张证，只有从卫生局拿到医疗卫生设置批准书，才能把医疗器械许可证办出来。和监管部门关系好的话十几万元、3个月内搞定，关系不够硬的话就要20万－30万元，可能还得等个半年多，才能从主管部门拿到证件。
其次，设备。投资齿科需要的牙床，出厂价并不算离谱，但卖到市场上价格可能翻番，这部分成本自然转嫁给消费者。高端的牙床20多万元，卖给公立医院60多万元，卖给私立医院大概35万元。公立医院科室主任、设备科、财务、院长都要照顾到，否则就会被挑剔。
最后一台60万元的设备接近一半的钱都送到了别人口袋，设备购买成本也成了投资齿科较大的投入之一。不过，物有所值，巨额投入才能带来好医生，好医生才能带来更多的患者。和利润相比，这些耗材的成本就“不足一提”了。
专家表示，口腔市场的暴利根源在于采购体系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招标、流通环节推高的；由于服务和技术无法从价格上体现，只能转向通过医疗器械、药品价格反映出来，结果当然价格越来越贵。消费者看到的是高利润，其背后是中间环节的高成本，而导致高成本的是权力寻租。
中国新闻周刊：春节同学聚会催生恐聚族，感叹“相见不如怀念”。说是春节除了家人团聚，亲朋好友包括同学聚会也必不可少。但一想同学聚会上，本应该是回忆纯真年代的聚会却多了炫富攀比的意味，“忆当年”的越来越少，“比现在”的越来越多，真情实意的感觉越来越淡，吹牛摆阔的意味越来越浓。致青春变成名利场，面对昔日同桌的你，不少春节“恐聚族”只能感叹“相见不如怀念。
虽说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但人是物非的各色同学聚会却让不少人在怀念中埋葬了自己最后的青春。这不，作为高中时期的班长，孙挺从2001年开始，每年春节都组织高中同学聚会。但是，作为组织者，孙挺发现同学聚会“请人”越来越难，赴约而来的人也是“一些人热闹，一些人沉默，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感觉越来越不自在”。甚至到了08年的同学聚会，孙挺的不自在变成了“厌烦”。就在孙挺说开场白时，一位事业得意的同学突然插话：“老班长，以后咱同学聚会别每个人对份子了，挨个掏钱太丢人，这次聚会所有的我全部包了。”
从那以后，孙挺再也没有组织过聚会。而每到春节，一些“混的较好”的同学却越发积极争着组织聚会，并承诺自己“包场”，聚会的地点也从当年的小饭馆变成大酒店、度假村、高档会所等。有的开名车，有的骑摩托，饭桌上谁用的手机更高端，谁穿的衣服更大牌，谁抽的香烟更名贵。虽然没有直接比较，但是明摆着的差距让人越来越别扭。孙挺说，十多年的同学聚会，饭桌上，“忆当年”的越来越少，“比现在”的越来越多，聊天中，真情实意的感觉越来越淡，吹牛摆阔的意味越来越浓。甚至一些同学聚会还把叙旧弄成人脉资源整合，不少土豪同学纷纷交换名片，要么找人做朋友，要么被人找做朋友。功利疑问一场浓厚，以至于一些“校友春节联谊”愣是活生生开成校领导招商引资会。本应回忆往事、再续友谊的同学会，如今渐渐演变为自我炫耀、斗富攀比或积累人脉的名利场，不禁让人感慨唏嘘。当票子、房子、车子成了大家春节聚会的主要话题，时过境迁，不少人面对昔日“同桌的你”，则成了“春节恐聚族”。
其实，初中高中同学共同成长的青春是我们在浮躁的社会竞争中，自己能够留下在最后纯真回忆。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对幸福和成功的理解也不同，大可不必按照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徒增烦恼。只希望在劳心劳累之后，共同成长的人群中，一起回忆青春的时候，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自己。
新华视点：春节顶风送礼调查：普通公务员没“油水”，对实权领导还得“意思”。说是马年春节，在中央严令之下，送礼之风确实有所遏制，老百姓普遍拍手称快。不过，新华社记者在陕西、湖南、海南部分地区采访也发现，这股歪风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不少单位、个人还在送，不少公职人员还在收。
这不，湖南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总裁就说，马年春节前夕购物卡业务确实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少老客户取消了订单，还有部分客户缩减了采购规模。不过，购物卡业务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不少单位尤其是一些企业还是需要送礼来“联络感情”，疏通关系。长沙一高档楼盘销售人员就说，搞地产开发，与政府部门的关系非常重要，平时如果不打点好，随便哪个环节卡你1个月，你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原本他们打算送购物卡的，后来考虑到领导们现在用卡不太方便，就送了红包，分三等，普通公务员送500，领导送1000或2000。”
而湖南湘潭一名政府科员就坦言，以往年节前确实都收到过下级对口单位送的购物卡、红包等礼物，现在管得严，普通公务员真的没啥油水了。不过，对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你要办事还是得‘意思’一下的。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这样的送礼根本不是“联络感情”，而是“巴结权力”。
不光是手里的人纠结，送礼的人更纠结。送不送都是问题，该送的礼还得送。不少公务员也表示，虽然今年八项规定下，歪风得到遏制，但春节期间，该给领导拜年送礼的照样还得送，“春节总得懂点人情世故吧，只不过送的形式和方式更加隐蔽了。明目张胆肯定不敢了，需要换种方式。一边害怕惹恼领导，一边又怕来年更不好办事。虽然大家都看到政策上的高压态势，今年过年吃喝送礼确实少了许多，但是已经形成的铁关系、圈子，怎么可能不人情往来？”张涛表示，基于中国人情社会的背景，逢年过节不“打点”一下根本不可能。
尤其是一些三十岁左右，刚刚提拔或者处于提拔阶段的官员，是吃喝送礼的主力。不外乎想集聚人气、赢得民意，准备更大的所谓‘进步’。
因此，真要杜绝这股不正之风，只能从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提高公权力运行透明度入手，消除滋生权力寻租的现实土壤，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送礼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