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6韦波读报
东方早报：一个镇党委书记的心里话：打工的都挣得比我多。
说是面对新华社记者，湖北蕲春株林镇党委书记陈菊珍说：“我是正科级干部，每月工资2400元；我们这里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只有1500元。大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都挺不容易。过去，大家羡慕我在机关工作，吃国家饭；现在，随便一个打工的都挣得比我多。”
作为湖北省人大代表的陈菊珍不明白：“很多人羡慕公务员，说公务员待遇好，不过我们这些在乡镇工作的基层公务员，能得的待遇和面临的压力，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陈菊珍说，由于待遇差，工作条件艰苦，上升空间有限，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留在乡镇工作。政治上没有奔头，经济上没有盼头，怎么能调动得起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呢？
一方面人才留不住，但另一方面，最为最基层的行政租住，乡镇干部肩负的责任却很大。比如现在农业税取消了，但基层肩上的担子并没有减轻。乡镇一级干部头上就有８项‘一票否决’的帽子，包括计划生育、安全生产、廉政建设、信访维稳、农民减负、环境保护等，其中只要一项工作没做好，考核不过关，全年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是白干。
在乡镇，最难处理最麻烦的就上访问题。尤其是涉法涉诉的上访，有些老百姓，不管法院判决是否合理，只要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就几年、十几年不停地闹。遇到这种事，基层干部有什么好办法呢？又不能把他关起来。但由他闹吧，上级又不满意。所以他们比谁都渴望法律能更‘硬’起来，所有的纠纷问题都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
除了上访、计生这些众所周知的老大难，乡镇债务也很棘手。陈菊珍所在的镇也有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债务；欠债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了缴纳税费，有的是为了修路或者建学校，有的是拖欠老师、干部工资等。这么多钱，总不能老拖着呀；如果长期不解决，将来肯定是个不稳定因素。现在只能年复一年地给债权人做工作。特别希望上面能尽快出台政策解决这个问题。
采访的最后，在乡镇干了30年的陈菊珍很是感慨，自己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说的都是心里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乡镇苦是苦，但是如果用心做事，工作成果立马能看出来，还是有成就感的。当看到崭新的水泥路修好时，当看到环境治理初见成效时，当看到老百姓越来越富裕时，自己的心里就倍感欣慰，感觉就算吃再多的苦，也值了。
法制日报：获刑官员保外就医屡走样：副市长判10年直接回家。
说是近年来，一些罪犯利用法律法规存在的漏洞，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逍遥“狱”外，出现“一保到底”或“保而不医”的现象。违规保外就医严重妨碍了刑罚的正确执行，破坏了司法公正，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保外就医是监外执行的一种。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患有严重疾病，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经有关机关批准取保在监外医治。那么，本质上作为制度关怀体现生命尊重，彰显司法文明与人道主义的保外就医制度为什么在执行中屡屡走样，最终伤害制度本身。到底是哪个环节使保外就医异化为一些罪犯逍遥“狱”外的渠道呢？
2009年7月，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他却从法院直接回了家。这源于他花了不到10万元钱，通过买通看守所所长、医生等人违规获准“保外就医”。在监外逍遥了一年多，直到2011年广东省省检察院对其违法监外执行一案进行立案侦查，逍遥法外两年多的林崇中被收监执行。还有震惊全国的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主犯陈建明被判徒刑8年后，很快蹊跷保外就医长达8年之久，当地法院、公安等部门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去年的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工作报告说到，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工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万2全多人。
仔细统计会发现，在保外就医罪犯中，被判刑的官员占有相当比例。之所以他们容易保外就医，根源在于他们在位时广织关系网，具有深厚的人脉，更具备利用先前的各种资源造假的条件。再加上不少获刑官员一般都是职务犯罪或经济犯罪，没直接受害者紧盯着。如果保外就医保持低调，被发现的几率很小。
保外就医的大门之所以随意开启，是因为20多年前的几部委联合发布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保外就医在提请、鉴定、审批、移交、考察和监督环节上都跟现行法律存在衔接脱节问题。监狱权限过大，检察系统监督相当有限。而一些过于笼统的规定，更使执行者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为违法操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而同时对于这些审批漏洞，事后监督却相当乏力。
专家认为，要抑制违规保外就医现象的发生，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要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周密设计，做到每个程序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避免权力寻租。从根本上变目前由监狱单面决定保外就医改由法院依法裁决。切实加强检察院的监督权，从而有效地堵住保外就医这条罪犯逍遥“狱”外的渠道。
南方都市报：问题食品扎堆农村，“舌尖的安全”引发忧虑。
说是就在人们将目光还聚焦在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当下，中国农村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问题食品的“卸货场”。过期食品翻新登场、假冒伪劣食品扎堆横行，一些在大城市里几乎无处遁形的问题食品，却在农村市场上明目张胆、遍地开花，令人堪忧。
大年初三，甘肃女孩白娜娜起了个大早，准备和父母一起去舅舅家拜年。出门前，她不经意间拎起妈妈准备好的礼盒，看了几分钟后朝大门喊道，“妈，你等等我啊，我发现这箱牛奶没有标生产日期，不会是过期了吧？”爸爸听到女儿的“控诉”，却不紧不慢地说道，“不用大惊小怪，镇上卖的很多食品都没有标生产日期，也没见着把谁给吃死。现在春节走亲访友，最流行送这些礼盒，不管东西好不好，反正大家都这么做。”
据了解，春节期间，尤其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这种过期食品普遍存在，除翻新再登场之外，部分食品则抹掉生产日期，甚或直接明目张胆售卖。有些乡镇小卖铺，散装的蛋糕、点心等食品更是猫腻频出，令人难以分辨。除过期食品之外，像“娃恰恰”、“康帅傅”、“奥立奥”等在城市很容易被察觉的山寨食品，在农村却有广大的市场，不法商家采用降低价格、改换包装名称等手段销售这些产品，可以说，一些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现状令人担忧。
而很多“山寨”食品经常打着知名品牌的旗号出现在农村集市商店，由于价格便宜、极为相似的包装和名称、加上农村食品安全意识相对薄弱，这些质量低劣的“李鬼”食品，往往在农村有很大的市场，农村食品安全无形中成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地带。
追根溯源，农村之所以有假冒伪劣产品生根的土壤，从某种程度上确实与农村消费者消费水平不高、辨别能力差、维权意识不强甚至图便宜“知假买假”有关，因此常被提醒“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但问题是，农村人也不是傻子，明知道都是假冒伪劣食品谁会去吃？可十里八乡卖的都是这些东西，农村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每次都跑大老远到县里市里去买吧！所以，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症结不在消费领域，而在生产、流通环节；把主要问题推到农村消费者身上，本质上是替监管开拓责任。
农村不应是问题食品的‘法外之地’，城乡二元结构更不是监管选择性失明的理由。只有首先彻底堵住监管漏洞，让问题食品在农村无机可乘，才能真正保障数亿中国农民‘舌尖上的安全’。”
新京报：国家医改办表示：各省6月底前试点大病医保，防止因病致贫。
说是马年，我国将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医保试点。国务院医改办日前公布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医保工作通知，要求在今年6月底前，各省要全面启动或扩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减轻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同时，国务院医改办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利用全国网络优势，为参保人员提供“一站式”即时结算、异地结算等服务。
早在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合理确定大病保险补偿政策，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按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原则上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据人社部统计，截至去年10月下旬，全国已有23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确定120个试点城市。
在中央政策设计中，大病保险允许并鼓励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经办。《通知》特别要求，各地应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管，对违法违约行为及时处理；同时，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利用全国网络优势，为参保人员提供“一站式”即时结算、异地结算等服务，确保群众方便及时得到大病保险补偿。
“大病保险”始于2012年8月，主要针对城镇未就业居民和新农合的参保者，并不包括“城镇职工”。当时，六部委联署出台文件，要求从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基金中切出一部分，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确保生大病者可享受“二次报销”，以防“因病致贫”。
但试点两年进展缓慢。最初大病保险政策设计是想让，大病患者首先享受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报销；凡住院费超过人均年收入的部分，可按不低于50%的比例，实行“二次报销”。参保人员不需额外交费，由官方通过招标选定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并制订考核评价的办法。
但在具体操作当中，随着各地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报销比例逐步提高，加之一些基层医院“过度治疗”，医保基金结余量相当有限，有些地方甚至已入不敷出。由此导致大病保险保费筹集变成大难题。同时，各地政府与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合作也出了问题。
截至到去年11月，全国试点地区都没有能够全部确定承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对农民或城镇未就业居民实行“二次报销”，那就更是无从谈起。
而这次各省6月底前的试点进展如何，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