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408 韦波读报
《半岛都市报》：奉化危楼至少还有35处。
浙江奉化楼房倒塌事件后，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危楼不仅是倒塌的这一幢，同社区的其他楼、同街道的其他社区，还有许多楼房或出现安全隐患，或已被评定为C或D级危房。这样的危房在奉化市目前至少还有35处，其中多处仍在住人。
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级市，竟然至少有35处危楼，当务之急，当然是要紧急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再次发生塌楼悲剧。报道说，目前奉化市政府已发出紧急通知，组织旧房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但是危楼中的住户要不要撤离？对危楼，特别是已经鉴定为D级危楼的楼房的加固等措施，能否切实做到位？这些问题都该有明确的官方态度，不能含糊。
那由此说开去，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呢？倒塌和鉴定为C级、D级的楼房大多建于20年前，那个时候，正是“房地产开发”的萌芽时期，制度、运作、监管等方面，相对来说很不成熟。因此，一方面，各地都应吸取奉化的教训，严格监管房屋建设质量；另一方面，都应该对老旧楼房进行一次安全检查，防止塌楼的悲剧再次上演。
而说到建筑工程质量，这也决不仅仅是老旧楼房问题多了，近年来竣工的项目，特别是保障房、安置房，问题也不少。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开发商、建筑商心黑，还有就是存在监管上失职渎职。
楼倒了，砸死人了，要大排查、大整治，确有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未雨绸缪，亡羊补牢，而不是一阵风过后，上上下下又都患上了健忘症。所以，一定要以制度化、常态化的方式，切实走出“不出事不重视，一出事才高度重视”的怪圈，这才是奉化塌楼事件最该吸取教训的地方。
《东南早报》：内陆首家核电站选址湖南桃江。
近来，湖南桃江县因核电项目备受关注，此前有消息称，桃江政府及桃花江核电公司通过科普宣传，当地民众对核电项目的态度，已经由过去的“怕核电”转变为“怕核电不建在我们这里了”，一时项目开工的消息不胫而走，但益阳市委宣传部称，当地的计划是争取项目早日开工，而非媒体说的“即将开工”。
根据已有的报道，此前就项目所涉及的敏感问题，桃江的确做了不少工作，至于这些工作是否足以说服民众，答案尚难以确定。“怕核电不建在我们这里了”这样的表态，鉴于官方肯定希望项目能够顺利落地，这就难免让人担心在传递民意的过程中会发生失真。现在益阳方面表态项目并非媒体所说的“即将开工”，可能就是注意到之前的结论过于武断吧。
那在核电这类重大项目落地的问题上，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有良好效益呢？我们首先要看到，核电类敏感项目的特殊性。核电是一种颇为神秘和科技含量很高的工业项目。从高科技概念的角度说，核电在经济发展和应对能源危机方面是被赋予时代重任的，在这方面民众的态度往往趋于理性。而从具体情境来看，在风险心理的作用下，它一旦出现在周围环境中，民众又会对它安全性充满怀疑。所以，以此展开的官民互动都应该围绕心理慰藉来进行。
我们在此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一味说好”。反观国外，在类似项目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往往首先会承认项目的高危险性，然后通过公开信息，量化风险分析，让民众准确了解自己身边潜在的危险，缓解疑虑。
所以，官民互动试图解决的问题不是分析风险的有无，而是量化风险，包括提出降低风险的策略，政府和企业就此必须有实质作为。我看到有网友说，为了证明这类项目安全高效，最好的办法是让政府部门搬到项目附近。这个建议看似有点苛刻，实则道出了政府在官民互动中的角色扮演——只有主动承担责任，民众的疑虑才有望得到纾解。
《华西都市报》：资阳版“图雅的婚事”：妻子带患癌丈夫征婚。
丈夫徐科癌症晚期，花光积蓄，背负外债。妻子黄菲下岗在家，照顾丈夫5年后，不堪重负打算离婚，并发出了征婚信，但征婚的前提是新伴侣必须跟她一起照顾病夫和儿子。电影《图雅的婚事》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四川资阳雁江区一小区内。
说实话，读了这条新闻，心里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妻子说的“我到哪儿，都会带着你”，令人为之动容；而妻子在丈夫癌症晚期时打算离婚并发出征婚信的做法，又会让人不禁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不是在逼丈夫“早点走”吗?丈夫在世时间不多了，等丈夫离世后再征婚，是不是更好点?
当然，妻子也是正常人，也有正常的情感和生理需求，她照顾患癌丈夫5年了，确实付出了很多很多，如果再指责她、谴责她，似乎也说过不去。但我们也都知道，癌症病人最怕的是精神垮掉，那么当她丈夫知道这个消息后，精神会不会垮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带患癌丈夫征婚，还是有欠妥之处的。当然我说这话，倒真的是无意指责这位妻子，而是觉得但凡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即便报道此事，想以此对当事人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应该侧重于反映他们的困难和不易，而不是突显离婚和征婚。现在媒体对这条新闻的报道，是想歌颂这对夫妻相濡以沫的温情，还是希望帮助妻子早日征婚成功呢？从报道效果来看，更多传递了社会负能量，可能是赚取了一点阅读率，但却伤害了善良民众的感情，更形成了对这位癌症丈夫的二次伤害。
媒体是社会的良心。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媒体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才能赢得公信力，也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法制晚报》：科长月薪3000不敢参加同学聚会。
说的是湖南一个大城市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任正科级实职已有8年，如今每月拿到手的工资3000元出头。他说，“今年春节同学聚会我没去，万一比起收入来，我的脸往哪儿搁？”这条新闻从网友的评论来看，同情科长的极少，讽刺、揶揄、不屑的占压倒性多数。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仔细看了一下部分网友的评论，不少人都说“科长月薪3000不敢参加同学聚会”只能说明是这位科长太虚荣，把官场思维带到了同学会。莫非科长一定要在同学会上各方面高人一等才算是正常？有些网友还觉得，自己要能每个月都稳稳当当拿到这个薪水“做梦也会笑”，这要比风吹日晒、保障全无但账面收入过万的泥瓦工强得多。
最近各地出了一批事关“公务员悲情”的新闻，报道后公众的反应可以说跟今天这条如出一辙。原因就在于，跟官方和部分专家学者的逻辑不同，公众的逻辑是“事实胜于雄辩”。比如，你说你工资低，请给出你该拿高工资的理由；你说你压力大、晋升无望、前途渺茫，为什么不另谋出路？公司职员、企业员工能根据市场要求变动职业和岗位，承受风险和压力，公务员为什么就不能？一面说这不好那不好，一面还就是“呆在火坑里不愿出来”，甚至还有很多人排着队“往火坑里跳”；一面反反复复诉说悲情，一面就是不动真格儿地改变一些不合理的明规则和潜规则，这样的反差和矛盾，自然会激发民间对立情绪。
所以，在公务员薪酬调整上的最佳方案不是悲情叙述，而是快速、有效地根除痼疾。所谓快速，就是尽快废除养老金双轨制等不合理制度；所谓有效，就是革除积弊要实实在在，而不是吹吹风、做做样子，比如不能只说打破铁饭碗，工资待遇都上去了，但基本还是只进不出等等。
总之，只有把跟公务员相关的各种特权、灰色收入、潜规则都剥离干净了，才真有理由说服纳税人给这个群体一个“阳光定价”。只要物有所值、阳光透明，就是把月薪三千上调到三万，也能理直气壮。不然，总是不清不楚的，想靠打悲情牌去感动公众，那只能是一厢情愿。
《北京青年报》：北京中考体育2016年将增足球和排球。
近日，北京市教委下发通知，足球和排球将在2016年纳入到体育中考项目阵营，与篮球完成三大球进中考的拼图。其中，足球进中考，一石激起千层浪，鼓掌、担心、质疑等情绪纷至沓来。
其实，不管对这件事存在多少争论和纠结，从长远看，足球进中考都是好事。只不过，以“应试”的方式硬着陆，显得有点不完美。
想让足球项目迅速在校园普及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以应试教育的方式在校园普及足球，那些决定在中考选择足球的孩子，就必然会按照中考过关的方式，在日常活动中进行；体育老师为了孩子们过关，恐怕也会在如何拿到分数上多做文章。这样的话，真正的足球技术和运动乐趣就会被忽视，应有的激情和愉悦感也可能会消失。这样无助于孩子们的兴趣提升，更不利于综合素质的培养。
所以，我们希望北京借助足球进中考的机遇，经过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后，把足球进中考变成“足球写进教学大纲”，让踢球真正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像邻国日本，早就把足球写进了教学大纲，经过几十年的坚持，目前150万孩子正在享受足球带来的成果，而且足球和棒球也都成了孩子们的户外选择。
报道说，目前中国校园足球的注册人口超过20万人，参与足球活动的人口有300万人。有了这个基础，加上足球进中考，包括今后可能出现的“足球写进教学大纲”，我们的足球教育和足球产业，也许会有更坚实的发展后劲。
相信，随着北京和辽宁把足球纳入中考，今后也会有更多地方参与进来。这其中，会有我们广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