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03韦波读报
第一财经日报：地方社保危机：临时工任要职 局长担忧合谋骗保。说是近年来，随着社保参保人数的大幅攀升，骗保在养老、医疗、失业三大险种中的发案率也呈现上升态势，尤其是医疗保险的骗保金额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社保基金安全面临风险，看似完备的中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存在诸多漏洞。
近年来，骗保发案率越来越高，医疗骗保金额动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社保基金的安风险可想而知。作为基金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社保经办机构长期以来处于责任和权利不对等的状态：一个管理着13亿参保人业务，每年收支规模超过5万亿的机构，却只是人社部门下属的“二级单位”，无能力也无动力为基金的安全性负责。看似完备的中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存在诸多漏洞，传统的政府部门自我监管的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虽然社保有三级审核制度，全国社保中心也要求关键岗位必须是正式员工，但由于编制的增量与社保业务的增量严重不匹配，在实际业务经办过程中，不仅业务前段，甚至二级审核都由临时雇员来做，一些临时雇员甚至承担重要的管理岗位工作。在这样一个天天都跟钱打交道、带有准金融机构的性质的社保机构的雇佣人员来说，工资薪酬水平低、专业性差、人员流动性强，“捞一单”就走的冲动时刻都在考验每个人的心灵。即便各级政府都把社保基金当成“养命钱”和“高压线”，制定了表面上看似完备的监管制度，但实际上基金的安全仍然主要依靠社保经办机构的自我监管。而那些不得不用临时工把关的岗位，只有相关人员有一丝动摇，跟外界合谋骗取社保基金易如反掌。
更要命的是，金钱诱惑如此巨大的社保局，实际的监管却是空白！首先，主管的上级政府不知道风险点，没有配备符合规定的人员把关，所谓的基金监督科也都是只看社保经办机构给来的报表，钱用到哪去根本不知道。《社会保险法》虽然要求政府要成立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但全国大部分省级社保监督委员会都是财政、审计、工会、学术机构、大企业组成，只是定期开个会，相对较“虚”，实际职能都丢给了人社行政部门设立的监督委员会办公室，这种自我监督能起到多大作用，现实告诉我们要打个问号。
责权的不对等，资源投入与任务量的不匹配，使得中国整个社保经办体系处于一种消极被动服务的状态。必须引入市场机制，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风险评估和监管，仅靠政府自身的人力和能力，难以防范基金的跑冒滴漏。
南方周末：天津水源保卫战，河北说了算。说是31年前的引滦入津工程解决了天津严重的水荒，但现如今这项两地分隔的工程却成了难题。用水的天津要求保护水源地，供水的河北则要求给予更多的经济补偿。双方拉扯许多年，至今依然难分难解。而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越来越热，水生态补偿模式到底该怎么设计，上亿元的代价能不能赌来高品质的饮用水源呢？不仅对天津河北来说是个难题，对所有流域的上下游来说都是一个敏感而崭新的社会管理课题。
在河北承德，潘家口水库是天津1400多万人口的主要水源地。每年，10亿立方米的水通过234公里的引水“生命线”，经处理后流到天津千家万户的水龙头。但现在水库上满是整齐排列的养鱼网箱，水体富营养化明显。2013年，天津环保组织绿调查显示，这个供给天津人民喝的水源地总氮总磷都是超标的。水库的村民却不喝水库里的水，说是“烧起来发红，喝起来有腥味。”虽然天津一再要求河北采取措施消除水源富营养化，并为此提供每年2千万的专项资金保护滦河水源，2011年更是提高到3千万。但水库上的网箱并没有显著变化。很简单，因为水库移民太多，每年国家给的600元补贴不够用，田地不够分，大家只能靠水吃水，网箱养鱼关系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即便如此，养鱼也没有让当地人富起来，水库移民的人均纯收入只相当全县统计数字的1/3。这让当地环保局下不了狠心整治水库网箱养鱼问题，水质恶化迟迟无法有效缓解。
面对水质恶化和贫穷，河北和天津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都积极呼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近年来也不乏高层重视。但库区是否建立水源地保护区？建立保护区之后，产业投资减少和损失谁来承担？作为库区所在地的河北当然不肯，库区面积太大了，涉及的工程、人口、耕地都怎么办？而天津也郁闷，“我都已经把我地皮上的网箱养鱼都取消了，周边农作物种植农药使用也严格了。可是你上游管不住，我下游这些不都白干了？”
多年争执的焦点，其核心还是当地人的生计难题。这样的难题不仅留给了正火热的京津冀一体化，也留给跨行政区河流管理的上下游省份。生态补偿中长期探讨的输血和造血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周刊：聚焦房地产：疯狂的土地出让金。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主角地位依然稳固。今年一季度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1.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3%，同期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只有1.95万亿元，也就是说，“卖地”收入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比例达1：1.7。
回顾过去十年，向土地要资金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依靠。地价飞涨、房价畸高——土地财政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副作用，也正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顽疾。
从2004年到2006年，三年间全国出让土地总价款19076.18亿元。2007年，土地出让金大幅攀升，仅当年一年全国出让土地价款就达11948亿元。
接下来的五年间，土地出让面积和价款呈快速上涨之势：到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节奏达到最高峰，全年土地出让金高达42000亿元，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三倍还多，而这十年恰恰也是中国房地产最疯狂的十年——土地价格的飙升，直接导致房价的居高不下。
综合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数据不难发现，近十年我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超过40%，最严重是2010年，高达69.4%接近7成！最近三年都在五六成之间。一句话，没有土地财政，很多地方政府几乎寸步难行，有的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就这样，土地财政诱使地方官员不断卖地，大搞房地产建设，有些地方把未来20年的房子都盖了。
今年上半年，二线城市楼市出现降温现象，土地买卖节奏放缓，一些地方政府压力陡增。不少城市于是带着自己的优质土地，走出家门，再次启动卖地模式。
中国经济研究院曾经发布过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也就是“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结果显示，浙江、天津排名第一、第二。换句话说，浙江、天津两地政府债务有2/3的份额要靠卖地来偿还，而23省份中，依赖度最小的城市也有1/5债务需靠卖地偿还。
一方面，不断高涨的土地价格对房价推波助澜，百姓的买房承受能力、耕地保护红线都几乎达到极限；另一方面，政府卖地一次性收取的土地收益，实际上是预支了未来几十年的土地红利。而这种“透支”必然影响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破解土地财政顽疾已经成为未来财税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