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0韦波读报
新华视点：深圳养老用地价格飙升引发关注。
说是最近，深圳以4亿和2.8亿的价格，挂牌出让了两块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溢价高达6到7倍。按此测算，将来建成的养老机构一个床位的成本就高达每月1万1。可想而知，如此高地价产生的巨额利息成本，以及相应的建筑、安装、配套设施和服务成本，最后将转嫁到养老院的老人身上。等待老人的依然是养不起住不起？有专家认为，养老用地如果都这样公开“招拍挂”竞争抬价，将导致养老院住房成本上升。由此建成的养老院只能为极少数富有老人提供服务。
对此，深圳民政局承认，他们就是想在这两块地上建设高端养老院，锁定能拉动本地消费的富裕人群。至于住不起的担忧，民政局认为，相比较目前北上广的高端养老院，每月收1万多元并不算高。
根据规划，到2020年，深圳市将兴建70处机构养老设施。这意味着要新增约40个机构养老设施。这些养老用地深圳都倾向用同样的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但拍卖意味着水涨船高，养老院的服务价格当然就更高。那么，深圳住得起每月一万多元费用养老院的老人能有多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深圳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5万出头，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4。看来，每月能花一万多住养老院的不会是绝非大多数老人。
因此，深圳不少的老人很是担忧，公办养老院的床位紧俏，总是排不上队，一个月一万多元的养老院又住不起，他们以后怎么办？
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了，老有所养已经成为迫切的民生问题。去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2.02亿人，但同时养老设施供不应求。民政部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养老床位只有500万张。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经不堪重负，社会化养老才是重要支柱。但在普惠性养老机构仍然紧缺的情况下，养老用地通过挂牌方式出让，可能会导致养老资源向极少数富裕老人倾斜。解决普通老人居家养老的困难，已经是当务之急。
经济观察：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受阻 仅10%职员会被转至企业。
说是早在2011年就启动的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目前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但数据显示，改革的结果显然打了折扣。本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全国3100多万在职事业单位人员，大约只有10%会被划转至企业。这意味着，未来国家财政对事业单位的负担依然沉重。事业单位改革减轻国家负担的目的难以实现。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事业单位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议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几十年来从事业单位数量、人员编制，以及国家财政负担来看，此前的各种搓死都是缺乏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
2008年，国务院决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5省市先行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隔六年再回头看，除了广东、上海稍微有进展之外，山西、浙江、重庆基本没动，改革受阻的原因一是没有对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同步实施联动改革，公平问题容易引发社会不满目前，绝大多数事业单位退休养老金，比一般企业职工要高，但却比不上公务员、垄断国企。如果改革就低不就高，只想让事业单位退休金标准往下跟一般企业看齐接轨，事业单位人员抵触情绪的强烈程度可想而知。让二是没有明确改革后被改革人员的养老金水平有没有变化有怎样的变化，国家没有给与明确的预测和承诺，改革阻力当然很大。
除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之外，事业单位推行多年的人事、工资等方面的改革也是进展缓慢。因此今年人社部重点推进的改革中，针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都被列为“重头戏”。
专家认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最大阻力，是绝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都不愿意被划归至企业，怕失去吃财政“铁饭碗”的资格，所以划分的结果是，只有一成事业单位人员被划到企业。接下来对公务员的分类改革聘任制也会面临同样的尴尬。现在每年国家对各项事业经费的支出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如果公务员分类和事业单位分类没有突破性的思路和进展，改革后还是没有减轻多少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但根据目前的政策和做法，对新一轮机关事业单位联动改革的最终结果，很多专家都表示并不乐观，预计在较长的时期内，靠各级财政供养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还是数量庞大，相应地，国家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的整体负担也很难大幅度减轻。
人民日报：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9成违纪者为乡科级以下干部。
说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栏目，目前已经连续4周密集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共计719起。目的是要把各地零散的通报进行整合集中，密集通报，形成有力震慑，防止“四风”反弹。
通过对4月份连续4周通报详细梳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乡科级以下干部占被处理人数的90％以上。实际上，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今年3月31日，共处理违纪人员42666人，其中，乡科级干部40405人，约占总数的94.7%。
对此，专家解读认为，这是因为乡科级干部本身基数就大，所占干部比重也大，这个违纪数字跟基数比例基本吻合，属于正常现象。但不可否认，部分乡科级干部也存在着‘天高皇帝远’的侥幸心理，认为公车私用、违反工作纪律等都是‘芝麻大的小事’，不必太较真，就算明察暗访也不一定人人都被查到。因此导致的基层干部违纪比较突出。专家也建议，目前的通报内容，有的省份对案件细节通报比较详细，有具体时间、事由、处罚依据等，而有的则相对简略，违纪事由一笔带过。中纪委应该对各地典型案件的通报形式和内容进行整合统一，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扩大通报的典型示范作用。
当然，惩是为了治，作为专职的监督部门，应该不断创新“治”的手段，除开通网站互动举报之外，中央纪委还历史上第一次派出7位驻会副书记分赴辽宁、河南、天津、浙江、贵州、广东、甘肃等省，对各地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进行调研，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进行指导。体现了新的作风。
而刚刚过去的五一节也表明，抓住重要节点正风肃纪，已经成为加强作风建设的一条有效经验。也是中央纪委监察部节点成线，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长期抓、抓经常，力求积小胜为大胜，以突出问题的解决带动作风的全面好转的重要举措。
当然，归根到底，要避免反“四风”变成“一阵风”，“雨过地皮湿”，就要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创新。对违规使用公车，就要加大公车改革力度；要解决公款送礼、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问题，就要加大财务信息公开力度，只有把每一笔收入支出都晒在阳光下，才能从根本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齐鲁晚报：中国工薪阶层普遍现状：透支青春健康赌明天。
说是五一期间的各大媒体统计调查显示，眼下的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也许，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不一定都是“过劳”所导致的，可能来自环境影响，或者因为各种疾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度劳累是透支民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跟人们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想矛盾的是，现实当中“加班为荣”却是不少企业主流办公室文化。尽管其中很多加班属于“伪加班”，要么是为了挣表现而“装忙”加班；要么是因为工作效率低，能在上班时间办妥的事情非要等到临到下班时才埋头加班做。我们真的有这么忙吗？不少上班族开始重新审视所谓的办公室“加班文化”。
为什么要加班？因为领导都没下班！更因为“伪加班”已经是职场的潜规则。有道是“态度决定一切”，身边包括领导都在加班加点的时候，你一个人溜之大吉，既没有集体观念，更是缺乏上进心的表现。似乎效率高反而活更多，低效率的浪费时间却成了辛勤工作的表现。看来，耗时长短成了某些单位领导衡量员工重视程度和投入心血的简单而又实用的指标。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为了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并由此带来职场自信心和安全感，耗费时间和生命去加班或者伪加班已经成为职场的习惯。
但是像这样用生命去上班加班，这些年不少“过劳死”现象让多少职场人兔死狐悲，心有戚戚焉！只是“过劳死”个例和同情既在迅速引发议论之后，又在短时间内迅速平息。也许我们都认为这样小概率的不幸，不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国人正在工作岗位上超负荷运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亦是共同的感知。透支青春赌个美好的明天，是当代中国工薪阶层的普遍现状。
其实更准确来说，脚步匆匆的中国，“过劳”是必然的，死则是偶然，但是我们有必要通过对“过劳”的警惕和约束，降低“死”这一偶然结果出现的几率。比如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抵消社会个体面向未来不确定的疲于奔命，不必被房价捆绑，不必为养老忧心；比如完善带薪休假制度，严格执行每周五天工作制，让高压工作下的民众，拥有更多更从容的休憩选择，比如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让加班加点的魔咒从人们的生活里消除。只有清醒地看到劳动者的境遇和诉求，劳动者的尊严，才能在劳动节里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