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7韦波读报
新民周刊：全国食品安全首次全面“体检”，让黑心作坊无处遁形。
说是一年前开始，国家食药监总局牵头，首次对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全面体检，共检查11大类食品、覆盖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抽检食品企业7719家、抽检样品21682次。而未来这类的食品安全国家专项抽检将通过市场买样、异地检测、异地交叉抽检，以督促各省发现更多问题。而小微食品企业和农村地区将成为下一阶段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重点。
以问题最突出的饮料为例，在被抽检的2846批次桶（瓶）装饮用水样品中，不合格样品数为340批次，不合格率达11.9%。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湖南、陕西、山东三省被检出的不合格批次桶（瓶）装水批次最多，分别为61、49、31批次。光罗列不合格桶（瓶）装水的企业和批次信息，就用了整整35页纸，花了报告近一半的篇幅。
不过，这并不代表上述几个省问题严重，而其他省份没问题。
跟以往的抽检不同，此次国家抽检以发现问题为导向。一些参与了抽检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像大夫一样，在“体检报告”上写下了诊断意见。这些诊断帮助监管部门找到了解决食品安全隐患的途径。而官方公布抽检结果的目的，是为了倒逼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倒逼基层监管部门负起监管职责。各省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完成之后，食药监管机构将延伸到乡镇、街道，设立食品药品监管所。一个自上而下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也将逐步完善。
但是，从目前推进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地方进展缓慢。很多地方以往分段监管的资源、人员尚未整合划转到位；一些工作人员对国家监督抽检标准、程序不熟悉，争议性样品需要备样复检等等原因，造成各省监督抽检的工作进度快慢不一，导致抽检结果的最终汇总不断后延。尤其在农村和基层的监管力量不到位，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有专家认为，国家食药监总监主动公布抽检数据是监管理念的革新，符合公开透明的理念，消费者和经销商在看到这些信息之后，将会用人民币投票。但是这样的抽查对非法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的行为没有太多影响，通过抽检来监督企业也是目前中国在特殊时期采取的过渡手段。在发达国家，产品检测主要是企业自己实施。通常国家标准只是产品质量的下限，而企业内控标准才是产品质量的上限。未来中国仍需要进一步落实企业是产品质量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人民日报：社保纠纷高发：配套政策缺失。
近来，类似的社保纠纷在各地屡屡发生。有押钞员集体投诉“零”社保的，有外企员工反对企业按最低工资标准缴纳社保费的，有事业单位临时工要求“视同缴费”的……前些年，社保缴费一度被许多员工当“包袱”——宁愿企业当期多发工资、不愿缴纳社保费，现在，不严格缴纳社保的行为则变成激化劳资矛盾的“导火索”。
其实，眼下社保纠纷的高发，是转轨时期新旧问题叠加、制度没有理顺的集中表现。这不最近在广东，发现企业长期不按规定足额缴纳社保，一家鞋厂的员工不干了，上千人一起去向老板讨说法，要求企业为员工足额全员办理参保。每月工资3000多元，去社保局一查才发现，厂里按每月1800元的基数交社保。光答应以后给上保险不行，过去欠的也要补上。而对于员工这样的诉求，一些企业不太适应。就在3、4年前，珠三角、长三角每到年底总会有大量员工去“退保”。即使《社会保险法》实施后不再允许“退保”，企业里也还有员工要求别缴社保、希望把这笔费用换成工资发给大家。
但现在这样做已经行不通了。前些年，就业形势严峻，外出务工人员有份工作是最重要的，不会主动要求社保；工资水平总体较低时，多领一点现金最重要，所以出现“把社保转成工资”的要求；随着“招工难”蔓延、劳动力价格节节攀升，员工开始更关注社保。此时，企业还按过去的做法对待职工，相关监管又未能及时跟进，纠纷就容易大量产生。
《社会保险法》自身在执行中的问题和配套政策的不足，同样成为纠纷高发的原因。人社部去年发布的调查显示，仍有14.8%的人表示企业没有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6.9%的人表示企业没有为其参加医疗保险，另外还有11.4%的人表示单位与其协商后采取了多发工资、不参保的方式。
那么，参保扩面难在哪儿？首先是企业普遍反映，缴费压力偏大。其次，监管部门难以主动作为，且不说屁股坐偏的问题，哪怕是真上门催缴，有时连大门都进不去。依法申请拍卖资产抵扣社保费吧，你得得到地方法院的配合，那就更复杂。所以，全国真正根据法律明确规定采用强制手段追回投保欠费的，极为罕见。第三，配套政策的缺失，有时候也成为纠纷的源头。最后社会保险费补缴政策不明朗的问题也很突出。
法律法规对权益保障做出了承诺，如果不能尽快兑现，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所以希望企业员工对待社保别“短视”，用工方不要有侥幸心理，欠缴保费最终还要补；员工应更关心自己的社保，过后追缴麻烦更多。
青年参考：中国农民为什么不愿入户城市？
说是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颁布，城镇化在中国已是不可阻挡的浪潮。新规划里特别强调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否意味着农民工最后都会融入城市？而中国的农民真的都愿意到城市落户吗？
重庆市区附近的海龙村是一个典型的受工业化影响而快速发展的地区。从2002年到2010年，由于家具和机械制造业进驻，海龙村人均年收入从1500元涨到12000元，人口也随之暴涨：村民数量从不到2000升到14000，其中12000人是来自四川重庆其他地区的农民工。
这些人生活在城市的外缘，受到商品市场，市民权力等各方面的城市约束，不能享受跟市民一样同等的城市福利。由此也造成这个群体与生俱来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没有保障。为了消除这种不安，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生存策略，而这些策略往往脱离了国家原先设计安排好的微薄福利和待遇等相关体系。
从内心深处来书，即便收入大幅度增加，海龙村的居民对相关的国家福利还是不大接受。之所以不信任是来自居民们对农村福利变化的切身体验。比如低保到底都保了些什么？还需要自己掏钱的医保到底有什么用？而这些保险恰恰是城市户口跟农村户口最重要的“特殊”区别之一。
更难以让当地村民相信的是未来生活的保障，自掏腰包付了钱以后就一定能拿到养老金吗？又能拿回多少呢？他们更愿意相信一套早就存在的乡村互助扶持系统，以填补国家福利空白。
在海龙村，家庭和村民之间的互相支持尤其重要。从在村里盖起一座房子一直到搬进新家，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寻求城市常见的服务行业，靠的都是亲朋好友和邻里。相反，如果离开乡亲们而搬到城市的高楼里，就意味着和这个关系网的断裂。城市对这些以人情为主要结构的邻里关系网络似乎天然排斥。
而且农村的空间更加广阔，包容性更突出。比如添丁进口可以用村里的荒地建房，虽然有些程序不完善，报批手续没办好，有些建筑甚至是违章建筑。但毕竟是住房适应家庭，人的空间和自由得到保障。但城市则困难重重，家庭只能去适应现有住房条件的需要。导致家庭越分越小，几代同堂只能是幻想。
被辞退带来的收入不稳定，投资存在的天然危险，进城之后必须放弃土地使用权，权衡利弊之后，不少村民宁可选择在自己土地上做主人。
有专家担心，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在挤压那些生活在城乡边缘的城市外围人口，逼着他们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都会强化农村和城市的两极分化。如此看来，从农村到城镇的转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大幅度城镇化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
新华社综合报道：“护士去哪了？”
其实这句话是医院病房里患者家属经常问的一句话。但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家36年前制定的1:0.4的“床护比”至今难以达标。护理需求的快速增长和护理投入的长期不足，共同造成护理人员紧缺的现状，而重“医”轻“护”、伤医伤护事件频发、护校生源减少，则加剧了这一趋势。中国的护士都去哪儿了呢？
26岁的江西省儿童医院小儿心脏病治疗中心护士高莉，4月份值了15个夜班。而去年一年，她共值了118个夜班，这意味着她全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上夜班。尽管如此，医院在收治最高峰时，护理人手依然非常紧缺，全院普通病房1500余张床位配备了不到500名护士，比例远未达到1比0.4。
事实上，1978年，原卫生部就规定，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与护士的配备比例不得低于1比0.4。2008年5月，国务院出台《护士条例》，再次以法律形式将这一标准确立下来。但36年过去了，三级医院普通病房床位与护士1比0.4的床护比，仍是一个难以落实的“参考标准”。
据统计，2002年全国医疗机构门诊量为21.45亿人次，2013年这一数字激增为73亿人次。与此相对应的是2012年我国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1.85人，仍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千人口2名护士的标准。
当护士疲于应付不断增加的患者时，就没时间和精力做进一步沟通交流，患者就会认为护士服务态度不好。”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王霞认为，人手紧缺导致护士必须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服务质量。更根源的问题是，如今医院科室实行经济核算，医生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护士却只能增加医院投入成本，从成本控制上医院并不愿意增加更多的护士。
跟以往多在行业内部“跳槽”不同，如今各医院均不同程度地出现护士离开护理行业的苗头和趋势。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护理收费仅为护理成本的1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医院压缩护士数量和待遇。而执业环境的恶化以及高考生源的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护理队伍后继乏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专家认为，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和患者相处的时间最长，在缓解医患矛盾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全社会要形成良性护士职业认同，在加大投入，达到1∶0.4的“床护比”配备标准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护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