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恭城：制度筑牢绿屏障

《小城大绿——生态恭城启示录》

制度筑牢绿屏障

BBRTV12月27日消息（记者 阳岌、郭莹莹）不久前，中国500强企业新希望集团第7次来到恭城，想要把一个投资2亿元的饲养项目尽快落地。不过，这次他们又失望了。

恭城瑶族自治县招商局副局长李春茂解释说，排污处理方案不过关是项目迟迟无法落地的主要原因：“因为饲养生猪这块，它那些粪便啊，还有猪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处理这一块担心他的环保措施跟不上。有些项目环保过不了的话，你谈到最后也实施不了。”

对于每年招商金额约18亿元的山区小县恭城来说，2亿元的投资可不是小数目。而敢于对中国500强企业说不，底气来自于恭城在推进“生态立县”中订立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其中，“招商引资环保先行”、“环保测评一票否决”等自治条例的实施，抬高了项目引进的“绿色门槛”。

恭城瑶族自治县环保局副局长欧建革说：“搞重点项目的时候要我们提前介入，在项目立项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到这个环保部门的意见。不是说哪个项目招商局谈拢了，叫你去开个会，意思过一下。”

追求绿色GDP ，守住生态底线，恭城人规行矩止、说到做到。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恭城依法享有“制定、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获批后生效实施”的权力。利用这“半个立法权”，恭城不断健全法制环境，构筑保护绿水青山、并使其成为“金山银山”的制度屏障。

上世纪80年代，恭城不少农村群众的经济来源还以散养山羊、砍伐林木收益为主。久而久之，当地的生态陷入了“羊过如火烧”的困境。从2001年起，恭城通过人大立法，先后出台了“森林三禁”，即禁止放养山羊、禁伐阔叶林、禁止25度坡以上毁林开荒三个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全力保护水源、保护植被和森林资源。同时，逐步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不断提高补助标准。

恭城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族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超贤说：“老百姓靠山吃山，禁止砍伐以后经济收益受到影响，补偿机制跟不上不行。当时是3块多钱，后来七块多，九块多，现在提高到13块多了。”

种植速生桉，见效快、收益大。2010年以来，恭城不少农民开始引种速生桉，短短几年已经发展到6000多亩，一条以桉树为主体的经济产业链逐渐显现。然而，在广西的规划中，恭城并不是一个适合引种的地区，速生桉还有可能对当地的水源造成影响。今年2月，恭城果断出台“禁桉令“，在全县范围内禁止新发展速生桉种植。禁令一出，恭城的交管部门率先砍除了公路两旁的1万多棵速生桉，而嘉会镇一个原先计划种植速生桉的林业基地，也按政策改为种植淮山。恭城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义军：“修改的自治县条例里边，我们又增加了一条，禁止在我们全县范围内，种植对生态啊、对土壤啊、对水资源环境造成破坏的速生桉。我们用立法的形式给它限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大的农村环境又起到了根本性的保护作用。”

勒紧生态“红线”，干部的考核问责机制就是指挥棒。在提拔任用时，恭城优先考虑那些生态建设有成效的干部，并实行生态问题一票否决。恭城瑶族自治县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黄润松介绍：“所有提拔重用的干部啊，都有一个过程，要征求这个“一票否决”单位的意见，其中有一个就是环保部门。在你工作期间，或者是在主政期间，如果有影响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我们是要一票否决的。

在对干部绩效的考核中，恭城不断提高生态考核的权重，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干部考评体系。在基层乡镇，有意识地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确保生态发展理念自上而下得到贯彻执行。

恭城瑶族自治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吴东旭表示：“我们对干部的考核会考虑生态指标，不会拿这个经济指标去一刀切。由于树立了这么一种导向，所以我们的干部啊，他们也自觉的去把这个生态作为他们工作的一个出发点。”

成风于上，俗化于下。在恭城，很多村屯也把保护生态写进村规民约。依托月柿种植和生态旅游发家致富的红岩新村，在村规民约里就特别规定：擅自上山砍树的家庭，全村人不得参加他们的红白喜事。

红岩村村民朱建伦：“不能砍，如果你砍了，要按村规民约，罚款以后你再把那个树种上去。”

30多年来，制度筑起的绿色屏障，保护了绿水青山，也让生态美成为恭城的金字招牌。目前，恭城拥有生态公益林100多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47%上升到现在的81%。

恭城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义军：“恭城老百姓享受了生态效益的好处，县委（县）政府也感到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这样做会对子孙后代有好处。所以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要‘生态立县’。我们用立法的形式，下了死决心来做，我们的‘生态立县’就更加有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