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生于制度还是孕于文化

“工匠精神”这个词汇，在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后，成为中国发展语境中的重要概念。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如果没有“工匠精神”，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著名品牌的。培育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工匠制度和工匠文化，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

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从来都不缺少工匠精神，古代我们有鲁班，近代我们有很多的老字号，如同仁堂、云南白药、茅台酒，现代我们有华为、中国高铁等世界著名品牌。但我觉得，中国古代、近代的工匠精神，留传下来的大多是美好的故事而不是世界著名品牌；现实中一些留传下来的老字号，不是在发扬壮大，而是后继无人，品牌的声誉和美誉度在变质、消失；在当代世界著名品牌榜中，来自于中国的品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现实。

于是一些人转而认为，不是中国人缺乏这种精神，而是中国不适合这种模式。工匠精神在当代，只适合于高成本高收益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如宝马汽车，因为高价格、高收益，所以适合于生产商付出高的资金、人力和技术成本去精雕细琢。反之，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国人消费水平处于贫困或温饱状态，他们不愿也不能购买高质高价的产品和服务，企业自然会选择低质低价、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我对这种意见的批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对应着消费的档次，但是与有没有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在古代和近代，中国人都很贫困，但是其工匠精神来自于哪里呢？现在中国人的需求结构正往高级化方向迅速地升级，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总计1168亿美元，这笔消费占据了全球高端产品消费总量的46%。但是这一波澜壮阔的消费升级趋势，并没有逻辑地转化为拉动本国企业工匠精神发扬光大的力量，而是转化成了对国外产品的需求。显然，不是中国不适合工匠精神的模式，而极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使这种精神无处发扬，无法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

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只是更多地解决了中国人低端的“有无”问题，而非高端的“好坏”问题。目前我国已经过了物资缺乏的年代，因此发扬光大过去的工匠精神、追求中高端的转型升级很有必要，这是一种回归，回归职业初心、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缺少的不是“工匠精神”，而是缺少“工匠制度”。我们不要用工匠精神的浪漫，去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人们经常问，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不能通过制度创新，转变为工匠精神去创造物质财富？为什么这种聪明经常转化为它的反面：造假、模仿、偷工减料甚至为了赚钱而故意生产有害产品？工匠制度并不是哪路神仙来外生给定的，而是在经济社会体制系统的长期运行中内生的。

由此看来，缺少工匠制度还是表面化的解释，制度背后的相互作用的文化，才是缺乏工匠精神的深层次的原因，即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缺乏和必须重构的东西。例如，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多少是提倡青年人去做一个扎实工作一辈子的“工匠”的呢？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能不能扪心自问：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人后去干制造业吗？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技工吗？显然，我们缺失的是社会鼓励工匠精神的文化。当然，未来为了鼓励形成工匠文化，我们也有必要在物质上给予工匠们必要的、持久的激励（如实施首席技工制度、给发明创造者产权等）。

我想，如果我们可以让精益求精、消费者至上的工匠精神成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一致共同的理念和行为准则，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应该就是不可战胜的。届时就是中国跨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刻，也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到来的辉煌时刻。（作者：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