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钟南山领誓！

“白衣战士”火线入党

3月2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首批战“疫”一线火线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钟南山院士领誓。

面对党旗钟南山说：“现在正是需要党员站出来的时候。”

钟南山：现在正是需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的时候

3月2日，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广州、武汉两地举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广东省驰援武汉医疗队远程视频连线，钟南山院士领誓，为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徐永昊和驰援武汉汉口医院的内分泌科护士李颖贤两名同志举行“火线入党”宣誓仪式。

由于李颖贤仍在武汉战场进行支援工作，此次宣誓仪式特别采用远程视频的形式。在钟南山院士的带领下，两位新发展预备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此次宣誓仪式，特别采用远程视频的形式。

在宣誓仪式上，钟南山说，徐永昊和李颖贤两位同志奋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抗击一线，“在这个时候‘火线入党’，对你们来说终生难忘。”

钟南山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前线的医护人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李颖贤你第一时间报名去了武汉，我在你平凡的工作中看到了伟大。徐永昊在西藏林芝帮扶，疫情发生后，马上回到广东参与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在危难面前工作不计得失，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疫情之下，正是需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的时候，敢于担当，勇于奉献。“我们相信一定会更快解除疫情，使得我们的生活重回正轨。”钟南山说。

徐永昊：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在抗疫一线，光荣成为预备党员的徐永昊非常激动，他说：“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职责所在。我之前是入党积极分子的时候，就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现在光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更要牢记使命，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去年6月，徐永昊作为第九批援藏干部赶赴西藏林芝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帮扶工作，于2019年12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徐永昊（左一）在转运病人。

在得知广东疫情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徐永昊向援藏队领队主动申请回广东支援。在回到广州后，他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这是钟南山院士教给我们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

90后护士李颖贤：第一时间驰援武汉，疫情中写下入党申请书

90后内分泌科护士李颖贤同志积极响应医院号召，1月24日除夕夜参加医院组建的5人医疗队援助武汉，逆向而行出征湖北武汉汉口医院支援疫情救治工作。抵达武汉第二天，她在艰苦的环境下郑重书写了入党申请书。在武汉的一个多月里，李颖贤同志迅速成长。由于病房没有护工、清洁工，除了日常的护理治疗，护士们还要承担患者的生活护理和病区的清洁工作。 

李颖贤在一线

在支援武汉的日子里，李颖贤深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幸福。

李颖贤在日记中写到：“我要加倍努力，向着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方向继续努力，在此次武汉疫情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将健康和快乐带给所有需要帮助的患者们。”

央视《新闻联播》寻找的杨护士，在这里！

2月28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新闻特写“寻找杨护士”为题，报道了武汉新冠肺炎康复患者刘猛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公开寻找武汉洪山方舱医院江西队杨护士。刘猛描述了自己从患病到治愈的这段经历。他说，“开始时没有医院收治，很绝望。后来进了方舱，有一位来自江西的‘杨护士’给了我信心，她的眼神让我忘记了恐惧。”刘猛表示，希望再次联系到杨护士。

杨辉利！她是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的护士是南昌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一名令人尊敬的白衣天使！

杨辉利，女，1987年8月生，中共党员，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主管护师。2013年毕业于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护理系，2015年在新建区人民医院从事呼吸内科护理工作，熟悉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病多发病的护理。已是科室业务骨干的杨辉利，也是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正是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然而在“小家”和“大家”面前，已经10年党龄的杨辉利毅然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

最美党员“逆行者”

新春伊始，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武汉告急！湖北告急！共产党员杨辉利——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护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2月4日下午毅然踏上驰援武汉的征途。

武汉洪山体育馆，作为武汉第一批“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杨辉利就在这里开始了她的“援鄂”之旅。医护人员实行轮班制，每班4个小时，要求提前半小时交班，但通常她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医院开始做防护准备。这个被她笑称“能把人整晕”的防护流程，却是所有医护人员必须记住而且一步都不能落下的！“里面留一件自己的秋衣毛衣，工作服口袋里放一个口罩和帽子，雨鞋外加鞋套。严格洗完手后戴好帽子、口罩（一层N95再加一层外科医用口罩）、护目镜，然后戴上第一层手套，穿上隔离衣；戴第二层手套，穿防护服；防护服密封后再戴手套，防护服外再套鞋套。”

谈起穿上这些装备后的感受，杨辉利是这样描述的：“那个衣服穿在身上特别笨重，行动很不方便，特别闷，很多人都会有心慌恶心的感觉，因为不能喝水，容易缺氧，嗓子也特别干，总有一口痰堵在那里又不能吐，特别难受，而且不能上厕所。所以我们都是穿好了尿不湿进去，做起事来很费劲，而且时间久了，护目镜会起雾，看不清。”杨辉利说，“昨天还有个小姑娘吐了，只能后备人员接着上。”

虽然脱卸就是穿的过程反着来一遍，却更加麻烦也更加严格。为避免身体暴露感染，速度也必须更慢。脱完衣服，还要戴好帽子口罩依次清理口腔、鼻腔、耳道、眼睛，洗澡三十分钟，换好干净衣服才能回酒店。

到了酒店马上又得把衣服用消毒片浸泡，继续清理口腔、鼻腔、耳道、眼睛，再次洗澡三十分钟换上干净的衣服。杨辉利告诉记者，她们住的房间也是要严格区分清洁和污染区位置的，因为从医院回来，怕有病毒，必须重新给房间消毒。

患者心中“那团光”

“夜晚，武昌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逐渐安静下来，患者都已入睡，偶尔传出几声呼噜。为了不打扰大家休息，我们每一个护士，静静的站在各自分管的患者身边守护着他们。黑夜中，我们的防护服显得格外显眼，是唯一的亮光，用患者的话说，每次醒来只要看到那团‘白光’，心里就踏实多了。”

在方舱医院，杨辉利发现很多患者都表现出极大的焦虑，也很杂乱恐慌，一个问题常常要问很多遍。面对这些情况，杨辉利不断地耐心解释，细心安慰，轻抚与拥抱成了最有效用的治疗药剂。就这样，她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管护着十个病人，不吃不喝，忍着呼吸不畅的困难，不停的回答病人问题，安抚他们的情绪。白天六个小时站下来，身子酸到不能走动也不能弯腰，到最后腰痛得难受，但是杨辉利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鼓励自己：要坚持，不能放弃，因为这里的病人需要帮助。

“一开始来，都会非常不习惯。”杨辉利说，“生活和工作都必须迅速做出大幅调整，才能尽快进入状态。”由于方舱医院是临时组建的，许多设施都还在逐步完善。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很乐观，“国家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当时，武汉每天确诊的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方舱医院的建立极大地缓解了当地部分病人无法收治的紧张局面。杨辉利每天的工作就是对这些住进方舱医院的确诊轻症病人进行医学观察，有时还要给病人们做心理帮扶。“患者普遍都很焦虑，我们医护人员首先得阳光起来，才能带动他们，给他们信心！”

远嫁南昌“川妹子”

支援武汉的这些天，杨辉利说自己什么样的“苦差事”她都敢干，但唯一不敢做的是接孩子的电话，她怕自己听到孩子想妈妈时，忍不住哭出来，对孩子的思念，她也只限于爱人在电话那头的转达。

杨辉利是个“川妹子”，为爱情远嫁到南昌，她自己从未后悔，“我公公婆婆都是特别特别善良的人，不管对谁，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会亏待别人。一开始我爸妈是不同意我嫁这么远的，但是她们来过我家之后，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能无后顾之忧地来武汉支援，也多亏了公公婆婆的理解和支持，只是很对不起我的宝贝，没怎么管她们。”杨辉利的小女儿才一岁多。

2009年，四川姑娘杨辉利和南昌男孩罗伟同时考进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同一个院系、同一个班级且同为班干部的俩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他们一起泡图书馆、一起参加社团活动、一起组织志愿服务，立志为党和国家卫生事业奋斗终身的杨辉利在那一年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表现优异，杨辉利多次受到学校的表彰和肯定，先后获得“优秀志愿者”“优秀共青团员”“优秀青年志愿者”“志愿者之星”等荣誉称号。一路初心不改、始终坚定理想的杨辉利，2011年在收获爱情的同时，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2020年农历新年的元宵节，一个中国人阖家团圆的日子。与往年不同，杨辉利与爱人罗伟，一个在武汉的抗“疫”一线作战，一个在南昌地铁上值守，以这样的方式并肩携手，他们并不觉得孤单。

“跟我一起的很多战友，也都是孩子的妈妈，爸妈的女儿，丈夫的妻子，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医务工作者。我们也想家，也想父母，想孩子，想亲人。但我们肩上有责任，党需要我们，国家需要我们，人民需要我们。”杨辉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其实

江西（南昌）援鄂医疗队员

都是“杨护士”

面对病毒，他们不抱怨不退缩

用真心换真心，关怀抚慰患者

……

“杨护士”的故事

每天都在江西队、南昌队发生

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戴着层层面罩

匆忙地穿梭于方舱内

不为你记住她（他）叫什么

只为同胞健康平安

她（他）有个统一的名字

——“最美逆行者”！

老党员蒋明权的最后一班岗：

疫情不结束，我不退休

59岁的老党员蒋明权已在村里坚守了37天了。从农历正月初一进村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以来，除了一次送病人到集镇就医、两次开车到集镇加油以外，他的双脚就没有离开过何家村。

何家村是湖北鹤峰县中营镇的一个小村子，共有村民482人。除夕，在中营集镇家中过年的蒋明权，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正月初一紧急驻村开展疫情防控。正月初一上午9点，他开车赶到了何家村。

两年前，蒋明权被国网鹤峰县供电公司派到何家村开展驻村扶贫。当时已经57岁的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3月1日上午8点，蒋明权从村委会旁边租住的村民家，准时赶到了何家村肖家垭组级疫情防控卡点，开始一天的值守。

何家村原本只设两个村级卡点，10人分两班轮流值守。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村里增设了3个组级卡点，蒋明权主动“认领”了最偏远、最艰苦的肖家垭卡点。

海拔1500米的肖家垭卡点，正处在风口上。村里送来的简易遮阳棚，两次被吹翻。

蒋明权索性就着路边的一片小树林，拿两块油布绕过几棵树，围出一个闭合空间。不足两平方米的面积，里面摆一个小火炉、一个马扎，就成了他的“据点”。2月12日至今，他每天都到此驻守。

“纯天然纯绿色，负氧离子充足，不错！”以苦为乐的蒋明权，拒绝向镇里申请一顶救灾帐篷。他想把物资留给更需要的人。

流动意味着风险。劝返，成了蒋明权的“必修课”。他深知，守好卡点就是守护村民们的平安。

“哎！哎！别过来啊！我每天接触的人多，我天天给他们量体温，我身上带不带病毒我自己都不晓得……”发现意图闯过卡点的村民，蒋明权隔着十多米就开始喊。

也许是害怕，也许是理解与体谅，闯卡村民听到这话，都老老实实回去了。

2月19日晚，蒋明权开车送村里一个病人到集镇就医。带病人做完治疗，拿了药，送病人回村路过自家楼下时，他停下了车。不到九点，客厅还亮着灯，82岁的老母亲、相濡以沫的老伴、10岁的外孙女，她们都还好吗？蒋明权拨通了电话。很快，他牵挂的三个人出现在阳台上。

“外公外公，快回来！”小外孙女边蹦边喊。

“要听话，外公还有很重要的事，回来了给你买玩具。”蒋明权十分内疚。

老伴隔着夜色凝望着蒋明权，仿佛想看清楚他是不是又累瘦了。

“自己保重！”82岁的母亲有道不尽的心疼。

这场楼上俯瞰、楼下仰望的“会面”，持续了不到两分钟，蒋明权就挥手告别。

吃再多的苦、为再多的难，蒋明权都不怕。他最揪心的是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女儿。他的女儿是鹤峰县中心医院儿科副护士长，从正月初一就开始护理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他每天都给家里报平安，却从来不敢给女儿打电话。他怕影响女儿救人。

“看到医护人员殉职的消息我最受不了……”蒋明权忍不住落泪。

4月15日将年满60岁，蒋明权离退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疫情不结束，我不退休。我要等女儿一起回家。”这位23年党龄的老党员说。

司元羽：用生命守卫江苏“北大门”

司元羽，中共党员，生前系徐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堡公安检查站一中队指导员，连续16天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因劳累过度，于2月12日不幸去世，年仅47岁。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1月28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斗争中，司元羽带头写下“请战书”。“我叫司元羽，我是共产党员，国家有难，人民有难，我将临危而上，勇践使命！”

司元羽工作的三堡公安检查站地处连霍高速公路苏皖省界，是守护江苏的“北大门”。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这里设置疫情检查站，要求逢车必检、逢人必查。司元羽对进入车辆逐一登记，识别检查重点疫区车辆，并协助工作人员测量驾乘人员体温，查送需隔离人员。“咱们不能去武汉，咱们能做的，就是把身后这座城守好。”司元羽曾对同事说。

疫情检查站刚成立时，一中队有7名民警、6名辅警排班轮流执勤，每天三班倒，每人每天一个班。排班时，司元羽说：“大家都那么辛苦，这里就是我的家，夜班我来值。”从疫情检查站设立以来连续16天，他只回过一次家，拿些换洗衣服又来了，拼尽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直到因劳累过度倒下。

司元羽自1994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长期奋战在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一线。特别是2016年担任中队指导员后，他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以检查站为家，全身心投入治安查缉、交通管控、纠违保畅等各项工作，带领民警先后破获刑事、治安案件8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余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00余起，为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筑牢江苏“北大门”防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2月17日，中共徐州市委作出决定追授司元羽同志“徐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月20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签署命令，追授司元羽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他，坚决要捐：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

为防疫捐出2万元

2月29日下午，安徽和县一家银行柜台前，站着一位身材瘦削、精神矍铄的老人。此行，他捐了一笔钱——2万元，用于防疫捐款；又转了一笔钱——10万元，那是他前阵子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的奖金，他如数划转到了“叶连平奖学金”里。

他是叶连平，是和县一名退休教师、老党员，也是中国好人、最美奋斗者、全国道德模范。早在疫情发生之初，叶连平便起了捐款的念头。“几次三番让我帮他把钱捐出去，没办法，拗不过他。”此次陪同他的卜陈中学校长居平树颇感无奈。考虑到叶老退休工资少，又把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此前，他和其他人不下5次劝过叶连平：“现在缺的是物资，给钱也买不到物资的。”“国家说了，不缺老人的钱！”……种种方法用了个遍，依然压不过叶连平心头的火苗。

半月前，叶连平认真地跟居平树谈道：“我看到有个报道，一个93岁的退伍军人，捐了1万元给武汉（后经核实，该名退伍军人捐款数为1000元）。人家可没我厉害，手都在抖呢，头发也没了。我比他好。不过现在老胳膊老腿，也不能去一线，请务必想办法，帮我把钱捐出去。”那是他第四次提出“请求”。那时，他准备捐出1万元。

2月29日上午，叶连平看到一份由县教育局发出的关于组织党员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当下激动地一拍大腿：“成了！终于有机会了！”居平树知道拦也拦不住了，便陪叶连平去了银行。

“我手上只有3000元现金，咱再去银行取点。”走前，叶连平跟居平树说。居平树没料到，到了银行，叶连平一取便是1.7万元。

“不是说捐1万么？捐这么多你还有多少积蓄？”居平树问道。

“我的钱，不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吗？我又不会造钱！”叶连平反问道，随后转头跟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说，“麻烦您，还有10万，转到‘叶连平奖学金’，这笔钱得留给孩子。”

2019年，是叶连平“收入”最多的一年。这一年，他因当选“全国道德模范”获得国家奖励的10万元奖金，可他分文未动，生活中依然是个“抠”老头——平时吃穿用照样舍不得，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20年舍不得扔，一个搪瓷杯水杯里面全黑了还在用。存下的钱，他用途明确——退休工资，拿来给孩子们买学习资料和家用；慰问金和奖金，必须转到基金会里，留给孩子。

返程路上，夕阳漫天，叶连平苍老的脸上满是轻松的笑容。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