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方舱医院的创建史

从2月3日决意建造，到2月5日首批方舱医院开舱接诊，再到此后的运维管理。近日，随着一批批轻症患者出舱，分布在武汉各地的方舱医院陆续关闭。这些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场馆陆续完成“临时医院”的特殊使命。作为破解“一床难求”困境的应急之策，建立方舱医院在新冠肺炎防控这场战“疫”中起到了关键转折作用，是中国医学救援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举措，更会在整个武汉抗疫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月11日，位于洪山体育馆的武昌方舱医院有28名患者集体出院。潘松刚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万军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家方舱医院的院长。此前虽已做了10年三甲医院副院长，但如何建设并管理方舱医院，万军“一脸茫然”。

病人不认同、社会不理解、医生不了解，万军用三个“不”概括创建初期的武昌方舱医院。历经无数风浪，这艘生命之舱正从三“不”驶向三“零”的彼岸（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

3月1日，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34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剩余76名患者作转诊处理。此后，武体方舱医院不再接收患者，被媒体称为方舱“首休”。3月3日，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视疫情发展有序关停方舱医院。

站在武昌方舱医院门口，听闻消息的万军深呼一口气，“每一天都是艰难的”。

茫然

2月2日，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万余例，其中三成在武汉。

数字背后潜藏着更多危机。彼时，所有定点医院患者爆满，医疗资源极度紧张，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由于其具有传染性，导致家庭聚集性感染和社区传播的风险陡增，疫情防控面临延误治疗时机、造成疫情扩散的双重压力。

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在2月2日12时前，对全市“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应收尽收，确诊患者须集中收治。

一边是奇缺的床位，一边是大量待收治的患者。怎么办？两难之下，方舱医院应运而生。

“建造方舱医院的目的，就是集中收治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说，“方舱医院并非至善之举，但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是控制疫情的现实之举。”

得到批准后，选址工作随即展开。“一是要空间开阔，能满足大量、快速、集中收治患者的需求；二是要通风良好，避开居民区且易改造。”全程参与方舱医院筹建和管理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主任王健说。

2月3日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洪山体育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城市客厅三地入选，将分别改建为武昌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以及东西湖方舱医院。由于场馆面积所限，首批三家方舱医院预计规模在4000张床位，后续将陆续建设其他方舱医院。

“该怎么建设，又该如何管理？”2月4日一早，万军看着眼前的洪山体育馆，一脸茫然。对于如何建设并管理方舱医院，万军知之不多。

“既往，方舱医院主要在军队中使用。”王健说，方舱医院具备可移动、能快速投入使用抢救伤员、功能模块化等特点，能满足军队灵活机动的作战需求，但在公众面前却亮相不多，仅有的几次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难救援中使用。

“这次要建造的方舱医院有所不同。”王健说，一方面要空间大，且在固定场所收治病人；另一方面，不同于军队方舱医院救治的大部分是创伤类病人，如今面对的是传染病病人。“坦率地说，这是一次首创，大家心里都没底。”

万军赴任当天，王健等人向他详细说明了筹建武昌方舱医院的初步设想：由“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主导运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担任队长单位，按照传染病医院的管理方式，将确诊轻症患者集中收治，切断传播途径，让建设方舱医院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役。

听了专家们的描述，万军虽然仍懵懵懂懂，但时间不等人——指挥部给出的开舱接诊时间是2月5日。看看表，已是2月4日18时。“时间不多了。”深吸一口气，万军迈步走进洪山体育馆。

争议

洪山体育馆内，改建工作已热火朝天地展开。施工方正在安放床铺等基础设施，武昌方舱医院预计规模为1000张床。时间仓促，一些物资是临时拼凑来的，每张病床边的小桌子上，用红色字体清晰地写着“25中”。

“用建设传染病医院的标准来考量方舱医院。”万军回想着王健等人的话，沿着场馆转了一圈，眉毛越拧越紧。“问题很多。”

最突出的问题是床位摆放——床挨床且床头对床头，相当于两排大通铺，不仅没有间隔，也没有阻隔。这会潜藏两个问题：一是距离过近，不利于病人隔离；二是一旦有患者出现过激行为，易产生连锁反应，引发群体事件。

“两床之间要有间隔，床头之间也要加隔板。”万军说。

“间隔多宽？隔板多高？”施工方问。

“间隔至少一米，隔板一米五。”凭着多年医院管理经验，万军答道。

“间隔好办，可我去哪儿找这么多隔板？”正值春节，工厂停工，很多工人已回乡，施工方很无奈。

“必须用隔板！”万军态度坚决。

“到哪儿去找？”对方应道。

双方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3月8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刘嘉宇以医护人员为模特进行绘画创作。11岁的刘嘉宇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呵护，擅长绘画的她送上自己的作品，表达祝福之情。王毓国摄

与此同时，距离武昌方舱医院仅11公里的江汉方舱医院，陆群正拿着设计图与施工方沟通。

陆群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大年三十当天，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抽调其赴武汉抗疫的通知后，陆群直奔武汉协和医院，协助做好院感防控。由于江汉方舱医院以武汉协和医院为依托，作为感控专家的陆群被派来参与方舱改建。

“我的任务是在现有条件下，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虽无先例，但改建方舱医院并非无章可循。陆群知道，改建相当于把一所大型场馆改造为传染病医院，因此三区两通道（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病人和医务人员通道）等传染病医院的基本建设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在确定病人的收治标准时，也考虑了感控问题。”王健说，入舱前，要对患者进行流感、病毒性肺炎等传染病排查，避免院内交叉感染。

底本

通风系统也是改造的重点之一。“体育场馆和传染病病房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正压，后者是负压。”中南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亚男说。洪山体育馆就是由该单位负责设计，因此她对原有结构了如指掌。

张亚男说，改造通风系统，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健康安全，参考传染病医院的压力梯度原则，通风系统控制的合理气流方向应该是从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流动，污染区须为负压，清洁区为正压，使污染区空气不会直排室外。

污染区主要为病房区，都是高大空间，原本的空调系统为一次回风全空气系统。为保证污染区为负压，张亚男指导施工人员在最短时间内为病房区安装了排风系统，并配置了高效过滤器，排风经过滤后高空排放，避免污染室外环境。

滴答滴答，时间在流逝。半小时后，施工方找到万军。“有办法了！”对策是将市政道路上的阻隔板消毒处理后移至舱内。万军指着病床间的蓝色隔板，笑着说：“就是平时马路上用的。”

按下葫芦又起瓢。武昌方舱医院分为A、B、C三个区，万军发现，场馆内只有一个男女卫生间。这么多病人，怎么办？

施工方提出，用移动卫生间。“如果存在粪—口传播怎么办？”万军脱口而出。

就在宣布建造方舱医院的前一天，2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粪便传播，应引起高度警惕。最终，双方协定，由环卫部门每日安排专车将移动卫生间的排泄物抽走，集中消毒处理。

虽然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但站在馆内仅半个小时，万军便浑身打战。“这么冷，病人怎么可能休息好？”于是，患者用品中又加上了电热毯。

解决完这些问题，万军下意识地看看表，已是2月5日凌晨2点。

云集

就在万军、陆群等人忙于方舱建设之时，2月4日上午，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卢金星和7名同事驾驶着中国疾控中心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从北京日夜兼程赶赴武昌方舱医院。

此次，国家卫生健康委共调集来自北京、广东的3辆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赴武汉驰援，这些车辆都是SARS后装配的应急设备。

“全国一共就3辆，全都用上了，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的主要功能是为患者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王健说，方舱医院虽体量庞大，但仍按功能分区，以病房区（舱内）为核心，实验室检测车、影像检查车等停靠在舱外，提供支撑保障。

2月5日早7时，历时23个小时，卢金星一行8人到达武昌方舱医院。当天下午实验室准备就绪，随时可接收临床样本，开展核酸检测。卢金星指了指身后的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说，接到驰援指令前，他就安排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保养，“四个轮胎都换成了新的”。

2月28日，武昌方舱医院，医务人员在给患者测体温。杜禹甫摄

负责方舱医院医疗服务的，是20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以及武汉本地和各地驰援的队伍，共76支医疗队8000多名医务人员。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广东）是首批抵达武汉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之一，主要依托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目的地是江汉方舱医院。

该队队长劳炜东说，疫情发生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被指定为广东省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队员们在出发前已经做好了防护培训。“这些医生都是临床一线骨干，为轻症病人提供医疗服务，问题不大。”

开舱

2月5日17时，武昌方舱医院准备就绪，等待社区将病人转运过来。万军仍在舱内不停地巡查，像是交卷前的最后检查。

23时40分，武昌方舱医院迎来首批患者。天公不作美，白天淅淅沥沥的小雨转为疾风骤雨。事发突然，方舱内雨伞储备不足，患者从转运车上下来，只能用外衣勉强遮住身子，一路小跑到收治区。仅有的两个水池前，准备洗漱的病人排起了长龙。电源故障，导致电热毯一度无法使用。灯火通明的大厅内，咳嗽声、喘息声此起彼伏，很多病人难以入眠，表现出抱怨和不满的情绪。

更糟糕的是，气温还在下降。到了2月6日晚，患者的不满情绪升级，舱内出现摔打生活用品等过激行为。这些情况，通过短视频等方式被传递到外界，“收容站”“集中营”等负面评价涌来。天气预报显示，2月7日，武汉将有降雪并迎来寒潮，最高气温仅2℃。

形势不等人。万军拿起高音喇叭，拉上武昌区区长，一同跳上了馆内的一处高台。二人分别从物资保障和医疗服务的角度向患者作解释安抚工作。“有点儿效果，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万军说。

根本问题是要马上供暖。但对方舱医院而言，要供暖，首要解决的不是热源，而是通风。“在之前改造的基础上，还要再升级。”张亚男说，凭借多年经验，她迅速给出解决方案——当病房区域开启空调供暖时，剩余空调须关闭新风阀，全回风工况运行。在病房区内按床位数设置多台空气消毒机，以净化室内空气。

当晚，施工人员按照方案进行改造。次日，顺利供暖，病人的情绪逐渐稳定。

运转

武昌方舱医院内，辽宁、福建等4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中国疾控中心移动P3实验室检测队以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等4家武汉本地医院，医务人员达数百人。

如何在短时间内形成合力？万军的答案是，放权。因为方舱医院创建开诊时间紧，病人成批次转运过来，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制度设计，建立组织架构。

“驰援的队伍都是各地精英骨干，本就具备完整的制度和规章。初期这段时间，就要依靠并发挥每支队伍的自主能力。”万军说，4家本地医院一一对应4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以国家队为主，我们配合协助”。

度过了初期的“兵荒马乱”，制度设计逐步提上日程。依据多年的医院管理经验，万军设立了“三部两办”——院务办公室、院感办公室、医务部、护理部、物资保障部，这些都是运维一个战时传染病医院所必需的部门。

在医务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照顾和管理病人，院方组织病区内的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在医患之间搭建“信息高速路”。对病区的管理，借鉴了社区管理模式，即网格化管理。以隔板为条线划分不同的网格，每个网格内6名～8名病人，其中一人为网格员，这些人既是党员，也是热心肠，爱张罗。网格员们能及时了解病人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医生，扫清管理“盲点”，尤其对于中老年人的帮助很大。

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连廊上搭好了雨棚，患者上卫生间时不用再淋雨；门口的垃圾堆里，吃剩的一次性饭盒全部装进黄色垃圾袋，避免污染环境；病区内加装了多个洗手池并提供热水；舱内设立了图书室，供患者阅读消遣。

艰难的4∶1

2月11日，武昌方舱医院首批28名患者出院，万军为每个人颁发了出院证。

“有三个目的。”万军说，一是增强患者的信心——在方舱医院能够康复；二是给医护人员信心——可以治好患者；三是给社会信心——方舱医院不是收容所，而是尽全力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医院。

“虽然进入常态化管理，但感控必须常抓不懈。”陆群举例说，江汉方舱医院建立了感控观察员制度。院感观察员可以在医护人员进出病区过程中，对其穿脱防护服给予直接的观察指导，帮助医护人员避免职业暴露，降低感染风险。

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武汉已建成16家方舱医院，实际开放床位1.3万多张，累计收治患者1.2万余人，武汉每4名新冠肺炎患者中就有1人在方舱医院治疗。方舱医院实现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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