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跑偏 渐成慢版《神奇女侠》

娱乐|来源:北京青年报2021-05-14 11:13:06|网络编辑:孟宪静

  经历了一年多的等待,剧版《使女的故事》第四季终于上线。在豆瓣上,影迷给已播出的4集打出了惊人的9.0分——这已超过第一季8.8分的得分。

  第一季因与原著高度契合,深得原著粉们的欢心。从第二季起,剧版《使女的故事》开始跑偏,虽节奏、画面、表演等依然在线,但不必要的戏剧冲突,使它开始向好莱坞飞奔。到第三季时,已现颓势。于是,第四季不得不去填前面挖下的、天大的坑——究竟要原著意义上的《使女的故事》,还是好莱坞意义上的?

  从结果看,第四季也引起不同的声音:

  这一季完结吧,求求了。

  不要再拖了!让我看到加拿大的铁蹄踏碎基列国的大地吧!

  和当年的《越狱》一样,用狗尾续貂都不足以形容后面的烂。

  停在第二季多好啊……

  显然,在“爽”面前,阿特伍德不堪一击——原著已被彻底颠覆,人们看到的、记住的、期望的,不过是“愤怒+故事”。

  两性尚未平等,历史可能倒退

  《使女的故事》名为科幻小说,实为“悬测小说”——它描绘了一个恶托邦:受环境污染影响,生育变成稀有资源,为应对危机,基列国横空出世,在那里,女性不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所有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都被收为“国有”,她们被集中起来,成为使女,其实是“可以行走的子宫”,她们的全部工作是帮基列国的主教们生儿育女。

  从《弗兰根斯坦》到《动物农场》,从《1984》到《我们》,这是一个漫长的文学传统,不断提醒读者,一旦落入理性迷狂,我们就会以美好明天为借口,坦然扼杀当下。当有人开始操弄永恒、必然、一切、献身等等大词时,很可能就意味着:集体悲剧即将来临。

  《使女的故事》涉及的议题并不新颖,但阿特伍德的创造性体现在视角转变——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恶托邦的可能。由此发现,我们曾坚信,两性平等已成现代社会的底线价值,男女权利差异基本被填平,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脆弱的平衡,人或许只是表面上的平等。

  男性接受平等,更多是策略意义上的,而非价值意义上的。在今天,男性可以“女士优先”,可以“好男不和女斗”,但很难做到真正在人格上去尊重女性,检讨内心深处男权文化留下的伤痕。当灵魂未得疗愈时,只靠习惯而维持的平等,其行不远。

  毕竟,我们都沉浸在“女司机”“女人是感性动物”“女人缺乏理性”“女性需要照顾”之类偏见中,如果女性只是“他者”,是“与我不同”的人,那么,一旦遭遇危机,她们就可能被优先牺牲。

  人类远未摆脱两性不平等的渊薮,一切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

 地狱是如何建造出来的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的才华体现在她对线性叙事的反叛,因此创造出一个异常丰富、驳杂、有无数解释可能的文本,勾画出基列国如何一步步将女性变成使女。

  一方面,基列国确实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能否存续,已成疑问。另一方面,主教们主动贩卖焦虑,将生态危机解释为信仰危机,是人类集体丧失信仰后遭遇的天罚。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实证,不过是演绎逻辑,却抚慰了人性中的愚昧——以为解释了世界便掌控了世界。

  在生活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解释家”。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有答案,事事逻辑相通。只要不怀疑、不实验,他们就会像惰性气体一样,被批量制造出来。

  所以,基列国不允许人们阅读、学习,时尚杂志成了违禁品,谁敢拥有,就可能被判重罪。基列国的主教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契约:你接受规章,就等于你接受了违反这些制度后的处罚。

  处罚在基列国是如此普遍,甚至成了“家常便饭”——使女逃跑当然要遭鞭笞;性生活不检点可能被处死;顶撞一句管理者,或者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满,都可能招来酷刑。更可怕的是,使女也被体系定义为惩罚者——她们必须用石头打死罪犯。

  基列国还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将强奸使女的恶行包装成神圣的受孕仪式,随着耻辱感、自尊、反抗意识、骄傲感等逐渐被磨去,使女们的自我就丧失了——她们不再反抗,将一切视为义务和责任,甚至主动配合。

  应该说,剧版《使女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最契合原著,在似乎拖沓、重复的操作下,阿特伍德真正想说的是:这不是将来式,而是过去式。男性文化主导的几千年中,女性不是一直在承受着这样的命运吗?她们没有选择权,没有爱的自由,没有“我之为我”的基础,她们只能强颜欢笑,接受男性强加给她们的一切。

  罪恶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不仅男人如此,也包括女人。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刻画出日常政治对人性的改造。不平等不只是法律条文上的安排,它其实早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性骚扰、侮辱性词汇、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女性等,它们才是真正的剥削工具。

  杀了恶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通过日常政治的介入,男性成功地让许多女性学会了“忏悔”,使她们陷入茫然和不知所措中,一边忍受剥夺,一边却渴望“稳定”。性别歧视得以公行,男性施压与女性自我说服是同步的,缺一不可,而后者也是男性文化的产物。

  于是,使女们也会用不断重复的“她的错”,来给违规者施加压力。莉迪亚嬷嬷是一个典型,她并不是没有悲悯之心,只是在冰冷的原则与活生生的人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在她的凶狠、残忍背后,不乏“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她很少想过,自己竟活成了帮凶。

  然而,在主角奥芙瑞德接受规训的同时,主教(剧中的指挥官)弗雷德却在放飞自我,他收藏了大量的时尚杂志,出入于声色场所。作为规则制定者之一,他深知这些规则是为了管别人用的,他只需对自己虚拟出来的上帝负责即可。因为没有可以真正对话的人,弗雷德习惯于用出轨、玩世不恭、残忍来安慰孤独,他知道这些都是毒药,却无力自拔。

  弗雷德可怕之处在于,他坚信世界是一个可以操控的装置,合理性就是其底层逻辑,为了“有用”,他可以杀死任何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弗雷德的形象不甚鲜明,他更像一个符号,阿特伍德当然不会迷恋于“描绘一个恶魔,把所有问题都推给他”的脑残游戏,偏偏好莱坞却迷恋这个游戏。

 送盒饭的速度

  是不是太快了

  其实剧版《使女的故事》从第一季起,就已与原著出现了很大偏离,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原著没有清晰的逻辑线。为什么一个女性可以公开讨论女权的社会,会突然倒退成狭隘的基列国?原著提到了法律被修改,女性突然变得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的过程,但没有更多细节,更没有电视剧中隐喻的,奥芙瑞德等好人没及时站出来。

  其二,原著对主教夫人几乎一笔带过,却被电视剧塑造成女主角的一生之敌,她优雅、智慧、有野心,只是在理性迷狂的掌控下,丧失了人味儿。

  其三,原著中有大量碎片式的回忆,它们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被电视剧抛弃。

  显然,好莱坞不想深刻,它只需要一个能“感动”观众的商品。

  所谓“感动”,无非是“好故事+角色”,可历史真的只是一个故事?有多少人生能活成角色?在有钱任性的逻辑下,《使女的故事》凭空多了一条上帝视角写成的“故事线”,它反而成了叙事核心。

  好在,第一季加入了大量个人独白,多少保留了原著风格,剧本《使女的故事》为此放弃了一部分叙事节奏,但在根本处,后现代与娱乐化不相协调,在强制戏剧性下,《使女的故事》渐成慢版《神奇女侠》。

  不可否认,第四季中的第三集相对精彩,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已成使女抵抗图腾的奥芙瑞德中计被抓,面对严刑拷打,她不肯说出其他使女的藏身之地,然而,当奥芙瑞德看到亲生女儿正遭遇折磨时,她崩溃了。

  第四季似乎下定决心要加速,至少领盒饭的速度比前几季快——以往永远打不死的使女们,被一辆火车群灭,只留下两人躲在闷罐车中,深入讨论道德、忠诚、团队建设和革命向何处去等。

  编剧非要奥芙瑞德直面自己当过叛徒的事实——一个道德不完整的人,是否还有资格去反抗?只看悬念,这确实能算是放了大招。

 从剧版看不出真正的阿特伍德

  为故事而故事,为悬念而悬念,注定会成为第四季抹不去的暗伤,不论阿特伍德参与程度多深,剧版《使女的故事》都已彻底变味,它与批判恶托邦已无关联。

  为维持阿特伍德风,剧版只好在皮相上下功夫——渲染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侮辱与伤害,以虐拉票。可除了换来“第一集就看得我狂哭!想把周围男的暴揍”之外,解决方案似乎只剩下“基列何时灭国”“尼克什么时候能控制基列”等。可问题是:灭掉基列国,人性的愚昧就会彻底结束吗?两性不平等的历史,就会彻底成为过去吗?

  我坚信,这是阿特伍德最不愿意看到的结论。

  很多人喜欢给阿特伍德贴上“女权作家”的标签,但事实是,女权也是多元的,女权与女权不简单相等。阿特伍德的女权更倾向于深刻反省,毕竟在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男性也是受害者,他们本可主动挣脱加害者的设定,他们一劳永逸地丧失了公平的记忆与习惯。

  错误的历史无法从头再来,以为理性可以决定一切,可以重新造出新历史,那才是真正的恶托邦思维,离它不远处,便是深渊。

  不可否认,剧版《使女的故事》第四季更紧凑、更感人,很好地展现出另一位女金刚的彪悍人生和不朽业绩,可因此淡化了阿特伍德的声音,甚至走向反面,成为恶托邦的帮凶之一。那么,看剧还不如不看。(◎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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