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如何走稳贸易数字化发展之路？

  在数字经济时代，贸易数字化是中国汽车产品和服务更好走向世界、满足国内外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必然趋势。近年来，中国汽车产品出海加速，对交易、金融、客户沟通、售后服务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贸易数字化为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可有效降低交易和沟通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和质量。同时，贸易数字化也有助于消费者便捷高效地与企业互动，全过程深度参与产品自主化设计和配置，满足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为此，中国汽车行业在出口向好的同时，也在加速推进贸易数字化转型，汽车产品正从传统的机械产品，向数字化、智能化产品演进，数字化属性不断增加。

  当前，中国汽车行业贸易数字化发展有哪些特征？中国汽车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有哪些亮点？中国汽车行业贸易数字化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要如何应对？针对上述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董方岐。

  国际商报：近年来，中国汽车行业贸易数字化发展呈现出哪些特征？

  董方岐：当前，中国汽车行业贸易数字化发展呈现出不少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汽车营销数字化趋势明显。汽车企业的传统营销模式，以4S店品牌活动、利用公共流量渠道进行营销宣传等为主。近年来，汽车企业纷纷自建线上营销渠道，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等，与潜在客户建立交流渠道，通过直播营销、活动营销等对产品进行宣传，广泛挖掘潜在客户。

  二是汽车交易数字化占比逐渐提升。传统汽车产品交易多以4S店现场订车、现场交付为主，交易多在线下发生。近年来，随着汽车企业线上渠道的逐渐健全，以及汽车营销竞争的日益加剧，通过线上渠道进行汽车预售、小定、大定的路径越来越畅通，产品透明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线上交易，数字订购及交付比重逐年上升。

  三是汽车贸易的数字内涵越来越丰富。随着汽车产品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汽车贸易的内涵不断延伸，逐渐从传统的产品交易向“产品+服务”的模式过渡。“软件定义汽车”已成为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汽车在线进行OTA（空中下载技术）升级、提升使用性能作为新的服务模式，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

  国际商报：据您的观察，当前，中国汽车企业在生产、营销、供应链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有哪些亮点？

  董方岐：中国汽车企业柔性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随着汽车行业逐渐进入存量竞争时期，汽车企业更注重在车辆尺寸、轮毂类型、动力输出等方面提供差异化选型，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为提升定制化车型生产响应效率，企业大规模应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线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显著增强了柔性生产能力。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国际首创“FTF”双飞翼工艺布局，换模速度控制在25分钟以内，生产批次从1600件/批次降到1200件/批次，且焊装业务首次实现不限车型、不限平台自适应生产。蔚来合肥新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应用智能管理系统，实现2个平台8款车型的共线生产，在满足百万级别个性化配置组合的前提下，从订单确认到用户提车的用时已缩短至21天。

  企业营销方式日趋精准化、多元化。中国汽车企业基于用户在线行为数据、购买历史和偏好等信息，构建用户画像，定向推送与用户偏好相契合的信息，有效提升营销效率与用户满意度，降低营销成本。同时，中国汽车企业广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渠道营销方式，开展多样化品牌宣传、产品推广、客户互动等活动。比亚迪在美洲市场推出虚拟展厅，为用户提供线上沉浸式品牌及产品互动体验，得到消费者积极反馈。

  汽车行业供应链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汽车企业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计算、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的作用，跨企业、跨行业、跨领域构建供应链协同管理平台，对供应链各环节多模态数据开展实时采集分析，并实现可视化数据驱动的动态决策与预测预警，大幅提升了供应链整体协同效率与灵活性，实现对用户需求与市场变化的快速响应。东风公司构建生产协同管理系统，利用先进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业务升级，在提升效率、稳定生产、降低风险、精益管理、质量保障等方面效果显著。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构建“iLink上汽协同云平台”，深度整合供应商管理、生产计划、物流配送、质量控制、成本分析5个核心模块，畅通供应链各环节数据信息交互，提高决策效率与准确性。

  国际商报：当前，中国汽车行业贸易数字化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企业应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董方岐：中国汽车行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难度有所增加。特别是在贸易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数据价值亟待挖掘、技术创新有待增强等问题。

  一方面，数据价值亟待挖掘。汽车企业完整的生态链包括研发、采购、生产制造、质量、物流、售后等多个业务单元，工厂分散、部门隔离、系统孤岛等客观现象依然存在，部分车企存在内部流程冗长、系统之间存在断点、协作效率较低等问题。一些车企搭建了数据中台，但数据清洗、标准化等工作仍在探索中，数据质量有待提升，数据驱动的贸易转型升级受到一定制约。此外，虽然大部分车企对数据进行了分类分级，但大多缺乏有效的数据安全保障手段，多数车企在数据应用转化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有待增强。虽然近几年中国在汽车智能化、数字化领域逐步加快自主研发进程，但在高端装备、核心软硬件等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有提升空间，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车规级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与国外领先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研发设计类软件主要依赖少数国际供应商。短期内，技术难题仍会制约中国汽车企业贸易数字化转型升级进程。此外，汽车行业还存在数字化渠道混杂、信息数据不对称、客户维权难等问题。

  对此，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加强汽车行业数字化营销平台的运营管控，指导相关机构和企业依法依规采集、储存、使用个人信息，提升对汽车用户个人消费习惯、车辆使用信息等隐私数据的保护力度，完善车联网相关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加大对侵犯隐私安全、保护数据不力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利。二是鼓励汽车贸易相关方加大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积极探索贸易数字化的新模式新形态，加强对于贸易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挖掘，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三是指导支持汽车行业构建有利于数据流通和交易的生态体系。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企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数据赋能行业发展、促进数据流通交易，对于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汽车产业相关方应加快构建行业数据流通交易的生态体系，完善数据交易生态环境，指导形成数据跨境流通模式，促进数据资源在汽车行业高效流通，赋能行业发展。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刘  昕 刘叶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