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为剧种再做探索

  一轮明月，一枝红梅，文天祥慨然赴死，浩气长存。近日，北京市曲剧团年度新戏《文天祥与忽必烈》在天桥剧场完成首演，舞台上，文丞相走过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一生，舞台外，72岁的北京曲剧、建团40周年的北京市曲剧团完成了又一次新的探索。

  守正

  “不能把北京曲剧拽过来跟着我们走”

  北京曲剧的音乐唱腔以单弦牌子曲为基本音乐素材发展创作而成，道白以普通话为基础，突出北京语言的特色，具有浓郁的京腔京味。多年来，北京曲剧的众多代表作皆以清代和近当代的故事为主，擅长描绘市井文化，它能否托举起元代“帝王戏”的重量，曾令主创团队有些担忧。

  《文天祥与忽必烈》由剧作家刘侗担纲编剧，赵伟明执导，北京曲剧功勋作曲家戴颐生任音乐唱腔设计，同时集结了服装设计彭丁煌、舞美设计边文彤等主创艺术家，创作打磨历经一年。作品将文天祥、忽必烈两位历史人物置于宋元两朝更迭的历史巨变之宏大背景中，以文天祥奋勇抗元及至大都被杀为主要故事线索，在塑造一位大义凛然、彪炳千秋的文天祥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位惜才爱才、胸怀天下的忽必烈。

  刘侗、赵伟明都是第一次为北京曲剧这个剧种创作，“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生根发芽、成长辉煌的历程，我们要去贴近北京曲剧，而不是把北京曲剧拽过来跟着我们走。”赵伟明说。着手执导《文天祥与忽必烈》之前，他连看10场北京曲剧，仔细揣摩它的特点和韵味，对戴颐生的意见，赵伟明更是尊重。

  82岁的戴颐生著作等身，《珍妃泪》《方珍珠》《少年天子》《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北京曲剧的经典之作均是她的手笔，在主创团队里，老人家如同定海神针。在《文天祥与忽必烈》中，戴颐生不惜笔力，文天祥被俘北上时，途经家乡的唱段“船到赣州入赣江”动人肺腑，写完这段后，戴颐生弹着钢琴唱给赵伟明听，“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当时我就决定把这个唱段用作全剧的谢幕曲。我想如果文天祥先生能看到今天的大好江山，他一定会感到骄傲的。”

  创新

  发挥曲剧“包容性”贴近当代表达

  “文天祥牺牲在北京，他的精神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财富；北京曲剧诞生在北京，集中体现了北京文化的京华气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刘侗说。虽然是第一次为北京曲剧提笔创作，但“通过北京曲剧来表达文天祥的故事，是最初便有的想法”。刘侗在熟悉北京曲剧的音乐形式上下了大功夫，他反复研究、推敲唱词的句格，在其他主创特别是戴颐生的配合下，“比较圆满地过了这一关。”

  《文天祥与忽必烈》中，文人气质相当浓郁。文天祥的唱段“过零丁洋”“正气歌”均取自他的诗歌创作，与其他人物的对手戏也极见风骨：南宋降臣留梦炎、谢昌元、王积翁、吕文焕曾是他的同僚，面对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劝降，文天祥一一驳斥，坚守不移；忽必烈爱惜他的才华气节，用青砖茶、奶茶、苦荞茶三道茶里蕴含的茶文化与天下情怀百般说和，文天祥依旧不为所动……“三道茶”唱段，让赵伟明、饰演文天祥的胡优等多位主创艺术家赞不绝口，戴颐生的音乐如水流动，既贯穿全剧的跌宕起伏，又生动塑造出人物的鲜明性格。

  “北京曲剧是包容性非常强的地方戏曲剧种。”戴颐生说。在坚持剧种音乐本体的基础上，《文天祥与忽必烈》结合民间小调写文天祥的才情与忠骨，又融入蒙古族的风格突出忽必烈作为草原民族的干练粗犷以及作为帝王的开阔胸襟，强烈的反差让两大主角的映衬对照充满张力。

  保留北京曲剧的特色，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长处、贴近当下观众的审美，方方面面，《文天祥与忽必烈》堪称北京曲剧守正创新的探索。“我们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剧中既有北京曲剧的老韵味，也有区别于过去的新气象。”赵伟明说。

  在舞台呈现上，《文天祥与忽必烈》充分发挥了传统戏曲的虚拟性和写意之美，比如，宋元战争的激烈战况仅用一段融入程式动作的舞蹈快速带过，押解文天祥北上的船只仅靠灯光和帘幕升降，就能区分是上层船舱还是底层牢狱，构思巧妙。“整个团队比较到位地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一丝不苟地做了准备，但至于是否成功，还得观众说了算。”赵伟明说，他们正“忐忑”地等待着观众的反馈，为作品日后的打磨精进做好准备。（记者 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