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商业电影,主要指将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戏剧化的商业电影创作。它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2018年《我不是药神》的叫好又叫座就生动展现了这一点。
今年暑期档已经进入尾声,出现了两个与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相关并可以进行对看的现象:一是8月9日开始上映的《逆行人生》到目前为止不仅票房不理想,观众口碑也出现了很大争议;二是去年暑期档的爆款《孤注一掷》选择在8月24日重映,显然希望再续去年的票房辉煌。
单纯对比这两部电影的质量,《逆行人生》比《孤注一掷》还更好一点。但为什么去年《孤注一掷》能成为爆款,今年《逆行人生》就无法获得观众肯定?今年再次上映的《孤注一掷》还能票房大卖吗?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以网络为中心的全媒介时代,现实题材电影创作面临的巨大挑战。当然,挑战同时也是动力。创作者只有正视这些挑战,并以开阔的眼光从多种途径吸收新的创作灵感,才有可能创作出全媒介时代现实题材电影的真正佳作。
面貌改变:全媒介时代的现实题材商业电影
目前以网络为中心的全媒介环境,不仅已成为日常生活现实的重要组成内容,更是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现实观和现实感,迫切需要现实题材电影对它进行回应与表达。全媒介时代的现实题材电影,不仅需要将全媒介现实生活作为电影的重要表达内容,而且还要在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都与全媒介时代相匹配,这必然会带来传统现实题材电影的面貌改变,《孤注一掷》和《逆行人生》就是这种改变的产物。
从《孤注一掷》来看,因为全媒介时代社交媒体的发达,如今人们看电影就不仅仅只是寻求艺术和娱乐享受,还有社交需求,即通过观看电影来追逐热点和参与潮流。《孤注一掷》于是自觉追逐网络热点议题,努力通过电影与网络上的恐惧和焦虑情绪进行共振表达。其中重点表现了全媒介现实不仅深刻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刺激人的欲念膨胀,更是让诈骗手段日益灵活和多样,造成上当受骗的人数和概率都成倍增加。该片主要采用的碎片与奇观相结合的拍摄手法,使其更容易在网络短视频和其他社交媒介上进行传播和扩散。
与《孤注一掷》一样,《逆行人生》聚焦全媒介时代的工作状态转变,同样抓住了崭新的时代问题。无论是互联网大厂程序员高志垒,还是依托网络平台派单的外卖员们,都是全媒介时代新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网络、系统、算法、加速等成为劳动者不得不面对的新关键词。在这种高度强调速度和效率的生产方式之下,高志垒只能靠不断加班,甚至熬成糖尿病来应对。而被算法要求不断提速的外卖员则面临着交通事故和生命风险。影片通过不断出现的“你已经超时”“完了,你被罚款了”的机器声音,还有各种闪烁的数字来形象而写实地呈现加速的生产状态和身处其中疲惫不堪的劳动者。
但有点可惜的是,《孤注一掷》和《逆行人生》虽然有着对全媒介时代现实的一些直觉把握,但又有着各自的创作症候。这些症候也集中反映了全媒介时代的现实题材电影所面对的崭新挑战。
挑战一:电影创作如何摆脱碎片化思维控制
从《孤注一掷》来说,它最大的问题是电影创作被碎片化思维完全控制,电影艺术水准下降得比较厉害,在情节和人物创作上都存在很大问题。
从情节来说,它以碎片叙事取代连贯叙事,不仅使得剧情如MTV般浮光掠影,缺乏细节展现,更是使得该片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了一种最笨拙的顺序叙事方式,使整个电影情节有如板滞的流水账。在侦探叙事上更是出现了大量硬伤,讲得漏洞百出。很多应该构成勾连的侦破叙事都是突然断掉和突然接上,毫无逻辑可言。从人物来说,电影中的人物或工具化或偏扁平,直接导致观众对该片中的所有人物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与他们共情。比如作为反派男二号的阿才,就几乎是个完全的工具人。电影对他的身世和来历几乎全无交代,他的几次行为更是缺乏动机,只是为剧情发展服务。以上这些质量问题使得该片虽然票房很高,但观众口碑并不好,甚至被很多观众戏称为反诈宣传片。
虽然在全媒介时代,短视频和社交媒介对电影创作和营销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观众看电影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享受电影艺术所带来的观影乐趣,所以如《孤注一掷》这样靠话题和热点带来的票房肯定无法持久。“行业调查也显示,那些通过流媒体渠道看电影频率最高的人,往往也是光临影院次数最多的人,‘流媒体’和‘影院’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零和博弈。”而且全媒介时代的很多优秀电影仍然在表明,经典影片的叙事与人物塑造手法依然是很多创新性电影的重要宿主。无论是采用经典的以人物欲望作为焦点带动情节发展的剧情片创作思路,还是借用各种经典类型故事,或者学习更前卫的小众作者电影创作,都有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只有通过重新与优秀电影传统和资源对话,才有可能扭转如《孤注一掷》这样只重视碎片化思维,却忽视电影的艺术和娱乐属性的倾向,走出热卖之后迎来更多骂声的怪圈。
挑战二:旧电影思维如何处理新时代问题
相比《孤注一掷》,《逆行人生》采取经典剧情片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手法,致力于讲一个情节严谨的好故事,塑造起让观众产生共鸣的主人公形象。这个大前提是没有问题的,这也使得它的整体电影品质要好于前者。但《逆行人生》带来的则是全媒介时代更深层次的创作问题,即它习惯性以一种旧电影思维去处理新的时代问题。按一位网友的犀利评论:一个聚焦后现代社会问题的作品却采用了一种完全前现代的叙事逻辑。
片中以高志垒为主人公的从个人挫折到个人奋斗的主线情节,遵循的是以有能动性的个体为中心,以人物欲望来推动叙事的经典叙事传统。但这一叙事模式对于探索全媒介、系统和算法为核心的新社会问题显然是力有不逮的。因为新的社会问题和焦虑恰恰在于个体被多种媒介所包围,被系统和算法所控制带来的一种无力感。所以,《逆行人生》所采取的个人奋斗叙事不仅偏离了全媒介时代新生产方式这一重大社会议题,甚至对它进行了一种遮蔽。该片看起来花了很大篇幅写实地呈现快递员的工作状态,但却将其仅仅沦为高志垒个人奋斗的背景板,所以也根本无法击中当下的时代痛点,获得观影者的共鸣。而且,为了配合这种个人奋斗叙事,影片还将快递员抢单的残酷以竞赛的狂欢形式来呈现,更是令观众产生反感。
而要寻找与全媒介时代问题相匹配的新电影形式,更是需要商业电影创作者跳出旧有创作路径依赖,以开阔的眼光多方学习。比如可以从一些具有探索性的先锋电影那里获得灵感。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当代很多年轻导演作品中就出现了一种兼具剧情片和纪录片属性的新电影,以模糊的真实性回应当下的媒介现实。比如也可以通过跨媒介思维寻找创作灵感。游戏研究者就提出了一种游戏写实主义的创作思路:游戏写实主义的重心不再是模拟现实,而是通过游戏探索规则,也就是左右世界的底层逻辑。如果将这种思路引入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也有可能出奇制胜,唤起观影者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和严肃体验。比如今年暑期档获得观众认可的《抓娃娃》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游戏写实主义特征。
还可以从其他国家电影创作中寻找灵感。最近几年好莱坞商业电影兴起的一种不可判定性电影,正是为了回应目前全媒介时代对电影创作的挑战。如今的电影不仅必须满足为多重媒介提供各自所需的内容,更是需要在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并且意见极其分裂的环境下获得更多人对电影的认可。所以一种结构模糊和不可判定的电影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保险政策,它能够保证不同媒介和不同观众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不可判定性电影还允许某种思想实验,以启发观众去发现规则设置,并对其进行反思。它改变了截然对立和剑拔弩张的社会议题表述方式,通过模糊的不可判定来吸引不同的观众,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去年大卖的商业电影《芭比》就采取了这一新电影形式并获得成功。(桂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